在人民大会堂批判陈毅、谭震林的场面，让我深深震惊。幼稚无知的红卫兵让陈毅“坐飞机”，陈毅是一个刚毅的人，他就是不低头。红卫兵问：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陈毅回答：我有错误，但是毛主席说我是个好同志。因为这一句话，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要械斗了。这时，周总理匆匆走上来，举起手义正严辞地说到：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立即退席。场面才渐渐平息下来。不管是校园还是社会，都混乱得毫无头绪。
身处风暴中心，不知道国家到底往何处走，社会上的乱批乱斗使我迷茫。一直以来党教育我们，要服从组织，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其他想法，只是觉得听毛主席的话肯定是对的。为了表现自己是革命的，为了不使自己被当成“保皇派”、“逍遥派”，在学生们的邀请下，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而我有自己的底线，对学校的领导不接触，更不动手脚。我想，在周围的“造反派”动不动就打，就骂，就体罚的环境里，自己虽然没有勇气站出来为他们申辩，但绝对不做那个“墙倒众人推”的角色。
我们学院的“造反派”用暴力表达着自我的“革命”热情，万幸的是还没有刀枪相向。随着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校园里慢慢恢复了平静。时值“支左”的铁道兵某师政治部主任宋连三进校任革委会主任，学生们不敢瞎折腾了，“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也得到了遏制。我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军宣队的领导认为我家庭出身不错，又是年轻党员，故而安排我做教研室的“文革”小组长，主要负责组织大家早请示，晚汇报，阅读最高指示，以及搞专案调查。
1967年在学校教学楼前（前排右二是我）
1967年我（左二）在校园里与系军宣队革委会领导（左三）合影
不如去干校
1969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学校分批安排教师下放五七干校。
作为少数的留守组成员，我被留在学校，组织教职工天天学习最新指示，继续保持早请示，晚汇报。没下干校，虽不用受劳动之苦，可埋怨猜忌让我也尝到了不少苦头。有些人说我溜须拍马，巴结领导；有些人说我薄情寡义，自己留下，让爱人下干校等等。爱人在干校传来怀孕的消息后，这种批评之声也更加严重。得知这个消息，我坐立不安，多次要求下干校，无奈组织均未允许，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留在学校继续工作，还要照顾一岁的儿子。
爱人随学校大部队到了河南信阳的干校后，天天劳动，食宿条件都很艰苦。为了这个孩子，我和爱人还曾有过犹豫。我们商定后，爱人咬牙坚持劳动，最终又为我们孕育了一个乖巧的女儿。直到临产前，信阳干校的同志才将她送到新乡的博爱农场。而我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担任我系革委会主任的胡姓营级干部了解我的燃眉之急，他说：“你爱人快生了，你到干校把她接回来吧。”正巧当时学校向干校运送桌椅板凳，我想搭便车赶紧奔往博爱农场，将爱人接回北京待产。但我到了农场后，并没有顺利地将爱人接回北京，她是随后由同事刘镜仁、余文瑞送到新乡坐火车回到北京的。
1970年，爱人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和3岁大的儿子
这次的“特殊”待遇又引发了一些心胸狭窄之人的议论和不满。可是，当时爱人孤身在干校，试问生完孩子由谁照顾啊？而组织上又不批准我去干校，这样的情况任谁都不能不通融啊。
尽管我留在了学校，但生活上也未享受到任何的优待。工作上我兢兢业业，按照领导要求完成每一项任务。而我那1岁多的儿子只能托付给一个工人家属，每月支付20元钱的照顾费。晚上下班后再带他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送去。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那段日子我多想带着孩子一起到干校，一家人一起生活，即使劳动辛苦也有生活的乐趣，也就不用遭人无端猜忌了。回想刚参加工作时，教师们不争名利，不互相猜忌，合作得非常愉快，为了工作谁多做一点少做一点全都毫无怨言。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变得小心翼翼，不尽人情，不尽人意，变得谨小慎微。
迁至川渝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北京要备战，中央一些单位要转移，首都重要的部门都要迁往三线。随着林彪的“一号命令”，以及毛主席“农业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训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决定迁往重庆。带着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教学设备以及拖拉机也都装进货车，我们到达重庆占用西南农学院的校址继续办学。
1970年3月5日，爱人生下女儿，同年六七月份，女儿还在襁褓里，我们带着全部家当，奔赴重庆。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小孩，一家四口人同挤一张卧铺。我坐床铺的一角，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躺在床上。火车行驶起来“咣当咣当”噪声不停，而且速度之慢令人难以忍受。带队去四川的军宣队连长很善良，把卧铺主动让给爱人，帮助我们家挨过两天两夜的漫长旅途。
我们在重庆整天建厂，劳动，学习，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1972年，儿子和女儿在西南农学院内留影
赴滇招生
1972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恢复招生，因为学校在重庆，所以校方选择在西南地区招生。学校选派一部分教师在四川、云南招生，甚至有的同事还远赴西藏招生。我与校里的一位中层干部李林同志去云南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从昆明至大理，辗转到芒市、临沦，跑了许多地方。
招生期间，我也算在云贵高原游山逛水，偶尔有些惊险相伴。记得昆明与临沦之间不通汽车，我们去临沦要乘坐苏联制造的小飞机，机舱仅能容纳二三十人，而且飞在空中十分颠簸。飞机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大，其急速坠落与上升的感觉令人头昏脑胀，那种滋味着实不好受，好多人吐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从小受过航海训练，勉强撑住没有呕吐。
坐汽车的时候也有危险，现在回想，司机的驾车技术真是十分高超，有一段路在悬崖上，汽车行驶时，澜沧江的流水哗哗地响。想想看，车在悬崖边缘，崖下是激流奔腾的澜沧江，山路弯弯曲曲，我都不敢向窗外望。
我与同事在云南待了1个月，选到不少优秀学生，同时也感受到广大知识青年们对上大学的渴望。
探索“教改”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的教育模式被否定，为了能够满足教学要求，教材、教学体制都需要重新定义，重新规划。专家学者均拿不出答案，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摸索得出经验应用到教学之中。因为我有实践经验，所以学校安排我带教改小分队下去锻炼，搞“教育革命”。1971年我率领小分队到重庆的忠县以及川西地区进行教改实践，一直到1972年初才完成任务。在此期间，爱人一人白天参加建厂劳动，只能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女儿请人照看，晚上她再负责孩子们的饮食与起居，可想而知爱人有多辛劳。这至今依然让我感到愧疚，一生感恩我的爱人。
四川教改小分队在忠县水库留影（右二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