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老农感动至今
1964年，学校安排我带学生到顺义和密云待一段时间，帮助顺义搞水利规划。我们没有参加“四清运动”，而是老老实实搞水利规划。我在顺义大孙各庄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密云县有一个项目上马，密云水库要搞盘山渠道、扬水站等工程建设，所以上级又把我调到密云。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大孙各庄，继续帮助村子搞水利规划、农田灌溉。
1958年密云水库建成，1964年水库的蓄水工程竣工，但灌溉设施还不完善。我带着一部分学生住在水库附近的猪场，修渡槽、修扬水站。回忆那段往事，不禁感叹学生们真能吃苦。密云地区多为山路，从一个站点到另外一个站点靠两条腿，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当时密云的倪县长很善良，他看我辛苦，想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没有接受，而是与学生们同甘共苦。工作和生活的磨练使我们师生受益匪浅。
当时出行均是徒步，我们戏称是“坐11路”，能有一辆自行车代步真是幸事。有一年我借了了一辆公车，载着行李和一位体弱的女生，行驶在不足一米宽的渠顶上，望着渠道中清澈的流水，真是险哉！
1961年至1963年，虽然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人民生活依然艰苦。我们在学校每天吃玉米面、地瓜面，很少吃白面、大米。地瓜面馒头黑乎乎，虽难看却很甜。有时食堂用地瓜面为师生做饸饹、面条。到顺义、密云的农民家里，特别到密云的山区时，我们完全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艰苦。那里几乎连棒子面都接不上顿。可无论到了哪一家，大娘、大嫂都非常热情，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来客。农民待人真诚，宁愿自己吃苦，也对客人热情，他们的品行令我十分感动。
密云、顺义、通县属于北京郊区，我与学生下农村向贫下中农虚心学习，接受农民再教育，感受到基层人民的朴实。因为上级要求下乡干部每天到不同的农户家里吃派饭，所以我与学生拿着粮票到不同的老乡家中吃饭。记得在密云时，我到一位大嫂家中吃饭，热情的大嫂压了杂和面饸饹，并为客人做了几个菜。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嫂的孩子在炕上拉了泡屎，大嫂随手抓起一只碗扣在了屎上。大嫂的举动完全出于对我们的尊重，也是下意识的举动。虽然看在眼里，但我们不能嫌弃她。我始终认为农民的朴实和待人的诚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贫穷产生陋习，从根本上讲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建立良好习惯。
从1961年回国到1966年这一段的工作主要是带学生毕业设计、实习，漫山遍野地测量，搞地质、土壤实习，扛着个背包到处跑，我觉得很愉快也很自然。现在的年轻人也需要这样的磨练，才能获得一些真正实际的经验。
积极入党要求进步
1965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当时学院很少在青年教师队伍里发展预备党员，因为组织重视留学归国的年轻人，所以从我们当中培养党员。
我留学时忙着学习，党组织也不发展党员，所以入党的理想没有实现。回到祖国参加工作第一天，我开始向组织写申请书。政治方面，我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及时写思想汇报，心里的话、想法随时与党组织交流。1961年至1965年，我一直坚持向党交心。1960年到校的青年老师中，我是第一个入党的。文秀1966年3月入党，当时总支书记在政治、业务等方面更重视她，将其作为重点教师培养。
“文革”伊始
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一波又一波，我们只能勉力支撑，再没有当年的豪情壮志。秉持为国家为人民的想法，尽力在混乱的形势下，保持自我的清醒，也尽力不去做“墙倒众人推”的角色。回望过往，我想，如果没有“文革”……
“文革”运动席卷中华大地时，我正带着学生下乡实习。为了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密云水库的水资源优势灌溉周围的农田，我和学生们吃住都在郊区的一个猪场里，专心为毕业做最后的冲刺，对外面的形势我们根本无从了解。
不能不说的是那里的住宿条件，一边是猪圈，另一边就是猪场工人们住的房子，也是我们住的地方，仅仅是一墙之隔。刚到那里的时候，一天到晚身边弥漫着浓浓的猪粪味，起初还很不适应，渐渐地竟然到了久闻不知其臭的地步。
我们的任务是将水引入农田灌溉。密云水库的水位很高，盘山水渠高于农田，按照传统的方法即可将水直接顺势引流下来。可大水漫灌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很有可能造成山地的水土流失，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灌溉农田的同时还要防冲刷，保护土地。面对这样的情况，依据我在苏联学习的知识，我提出应采用更为先进的喷灌技术，一来可以少浪费水，二来将水用管道直接引到农田里，通过喷头自压灌溉，无须消耗动力，也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在当时我提出这样的想法，只是教学与实践的结合，国内还没有人研究此项技术。我和水利系的其他教师带着学生也只是在实验阶段。但在实践中，我依然受到了批评。水利系一位不懂技术的主任直截了当地说：“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小孙搞修正主义，崇洋媚外！”批评过后，我只能停止试验。直到这时候，我也才意识到运动的风暴即将袭来。虽然闭塞的交通和通讯渠道减缓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时间，可人们高涨的运动热情和敏锐的政治跟随，还是将“革命”形势推广开来。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我立即被召回学校。听到“停课闹革命”，我的第一反应是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并不知道闹革命的原因。回到学校一下车，眼前一片混乱的形势，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已经停课，满校园的“打到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字报。
“修正主义苗子”
回到学校后我才了解清楚社会上以及学校里的实际情况，也才意识到，自己这样留苏的老师是逃不脱“修正主义苗子”等这样那样的帽子的。
在毛主席“造反有理”思想的推动下，学校里的热血青年们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因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靠近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北师大，受到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②]的影响，我们学校的“造反派”也比较激烈。几乎在任的领导、老教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学生们年轻无知，分辨不清事物的好坏，他们往往凭借一个细节就判定人的好坏。比如批斗某位教授时，只问他：“你是教电工学的教授，能给我们演示接线头吗？接不好，你是什么教授啊？！”抓住了这一所谓事实，就扣上大帽子，往头上浇墨水，轮番批斗，一系列的惩罚措施随之而来……还有当时我系一位重点培养的教研室负责人，被惊吓以致精神失常。诚然，教授也应掌握实际运用技能，但那些有辱人格的做法，绝对是不可取的。
同样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这群为了国家出国留学的人竟然大部分都被定为“走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苗子”。国家派学生到苏联学习先进的知识、技术，主要是自然科学，希望学成回国后能为国家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谁知，正当我们铆足力气，准备大干一场时，却成了“修正主义”。更有一点让我难以释怀，回国后组织曾要求我们与苏联同学老师保持书信往来，以介绍中国的情况，宣传中国的政策。此时却拿出我们的书信，作为“与苏修沟通，为苏联通风报信”的证据大肆渲染，引导学生揭发批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