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学楼的完工，水利系的实验室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我，又被委任完成这项任务。组织人马调研，画图，规划具体位置，如何施工等等，最后提出建设方案。另一方面，对建立农村能源这个新专业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调研其配套实验室的建设问题。我们奔赴长沙、武汉、河北、北京，到处考察调查太阳能、沼气、小风电的应用和现状。当时我们系包括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牧等教研室，均涉及该领域的一些内容，其中养殖、种植业的生物质资源均可加以利用，可将粪便、秸秆等转化为沼气。
经过调研，我得出了可以筹建新专业的结论。我们属于农业院校，有国家政策引导，而且水利专业与农村能源专业又比较接近。我们研究水利，而水力发电是可再生能源，都能与太阳能、生物质能源衔接利用起来，达到多能互补的效果。新的结论也给我新的启迪。面对新兴的农村能源专业，我心动了。
福祸相依
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三位伟人陨落，唐山发生举世震惊的大地震。随后“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彻底结束。
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上下一片悲痛之声。当时我还在野沟门做实验，得到消息心情极为难过，忙完工作后赶回邢台悼念周总理。我们在学校新建的小礼堂，带着黑纱悼念总理，场面十分沉重。我的孩子也痛哭流泪，虽然他们还不太清楚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但看到大人们悲痛也很难过。同年7月，朱德委员长去世。
失去敬仰的伟人的伤痛还未远去，紧接着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对邢台影响很大，我们全家住在长征汽车厂都能感觉到大地的颤动，厂房、宿舍都没人敢继续住了，人们都在屋外搭建了临时帐篷。
同年9月9日全国人民深爱的毛主席去世，举国陷入了迷茫，不知所措。短短数月，三位伟人皆离开我们，全国人民都觉得天塌地陷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中国如何前进？谁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华国锋同志作为接班人挑起中国的重担，老一辈革命家们亦纷纷复出主持工作。随后“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终于结束。各条战线都在逐步恢复之中。我爱人说：“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又出来主持工作，全国水利建设战线要恢复了。”
1978年国家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爱人叶文秀有幸参加，并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从会议传达的内容中，我们感到国家又有了希望，国家又有了主心骨。
恢复招生
动荡渐渐归于平静，工作也慢慢回到正轨。念及毕业之初的心志，念及十年荒废过去的大好时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恢复实验室，创办新专业，与国外沟通交流……与时间赛跑，只求在工作岗位的每一天都对得起当初国家和人民的培养。
1978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在邢台恢复招生，学校建设初具框架，决定先期建设实验室。校里的老教职工有些已被调走，我成为唯一熟悉实验室情况的人。学校选好地址和确定面积后，我根据原来做过的工作，带着同事奔赴武汉、北京、长沙等地展开调查。考察过武汉水电学院、长沙水利勘测设计院，也看过河北农大水利系的实验室，回到学校心里有了底，清楚了新实验室该如何设计、建造，对学校的实验室建设也有了初步的设想。
刚毕业时，我筹建的实验室仅供水利系使用。这次在邢台，我还要考虑怎样将新专业和水利系实验室融合在一起，除了专业实验室，还有土力学、地质、建筑结构、建筑材料、测量实验室等。动力间是专业实验室的必需，专业实验室要有统一的供水系统，技术基础课有独自的要求；地质实验室要建矿石标本展览；土力学要做土工实验，所以我要把各专业规划综合成一个系统。为了使设计方案更全面，我将各专业教师组织起来，共同为实验室做好统筹规划。例如要考虑建筑规模、需要的设备，讨论后提出各自的方案再一起定夺。
重新出发
宿舍、教学楼刚刚建成，学校在邢台算是有了安身之处。教职工虽然比较适应邢台的生活，但地处偏僻的小城，交通不便利，信息闭塞，给办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学校的一部分领导和教师开始大胆呼吁回北京原校区办学，因为原校区校舍与设备都是现成的，只是“文革”中被一些单位占用了。
1978年学院换了新书记张继光，他原是王任重的老部下。王任重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文革”前他是毛主席器重的中央委员、湖北省的省委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做过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四人帮”倒台之后，他复出主持工作。张书记找到他的老上级，与王任重说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希望回北京办学的想法。王任重认为北京农业口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工作处于空白状态，他赞成我们学校回北京。经过领导人的层层批示，我们最终搬回北京。
1979年，我曾随张继光书记为搬回北京原校址办学奔波了数月之久。当年学校的教职工陆续向北京原校区运送东西。学校三次搬迁——从北京到重庆，重庆搬到邢台，然后又搬回北京，教职工成了搬运工，家当也越搬越少。那时同事们之间有个有趣的说法：我们真是知识分子跟工农兵相结合了，下干校、建校、建厂、修铁路、下农村劳动，无所不干，无所不能，还能为自家弄点破木头打小桌子、橱柜。当时其他一些院校也都陆续回来，刮了一阵“返京”大风。从“一号命令”18所院校一下子从北京分到全国，学校的人力、物力都浪费了不少。折腾了10年，部分院校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原址重建
尽管回到了北京，但是10年之间原来的校址也被划分得七零八落了，其他占用单位一批一批搬出去，我们的教职工再一部分一部分的搬回来。整理好外部的环境后，教学才一步一步地恢复起来。
而恢复水利实验室成了我们系的首要任务。基于以往的筹建实验室的经验，学校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次的建设进行得非常顺利。建成之后我想，一定要利用起来，如果建起来只是摆在那里，老师又没有积极性了。所以水工实验室建成后，我马上让水科院的同事把他的课题放到我们这里做实验，考虑做渠系量水设备实验，这也是学习的机会，同时我也为教学做一些准备。
看着恢复的实验室，我的心中泛起一阵酸甜苦辣。我亲手建起来，自己又破坏了，回来又修复它，因为1970年搬迁时实验室房子没拆，所有的试验设备都是用电焊烧下来，将一堆破铜烂铁运到重庆去，在重庆再拉回来确实不值了。回来以后我看到一片狼藉的现象，又重新建，那种滋味真是说不出来。而此时因为没有住房，我们全家也只能暂时住在了实验室里。
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科研又重新把人心安定下来，我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这么多年没有好好工作，同事们都是一腔热情，教研室这么多人，我想我是教研室负责人，不能跟大家争了，到新领域里另辟天地吧。把实验室恢复完了以后，我主动要求到新专业发展。
转行新专业
1982年我下定决心转行研究农村新能源。因为学校领导重视新专业，当时学校14个硕士点，农村新能源专业即为其中之一，而且要为农村能源专业成立研究室，我担任研究室的负责人。同年余秋里副总理作为农村能源的倡导者，在昌平召开了一次大规模全国农村能源工作会议，我聆听他的讲话后信心更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