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小分队到忠县的水库工地调研，队伍统一住在公社。一部分老师着手编写教材，大家一致认为教学模式要打破教研室体制，成立“专业委员会”，将多种学科揉和在一起。旧式教学方法不成功，“苏修”的教学方法又太专业，我们要培养多面手，教研室的人要“一专多能”。
为了进一步探索，我们还赴川西、峨眉一带考察。关于专业的设置，我们到成都工学院的水利系做社会调查，调查基层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具体类型。摒弃了苏联的教学模式，我自己脑子一片混乱，大家也困惑，到底要建立何种形式的教学模式呢？我想到一条原则——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这总没有错。我不完全赞同《决裂》电影里张铁生的手磨出茧子就是学问的说法，但实践出真知是真理。我们不要去研究什么“马尾巴功能”，那也许是“修正主义”、“封资修”的东西。可参加一点劳动，在工地搞建设总是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和技能的。
教改活动进行到同年9月，“九一三”事件爆发，我听到该消息后很震惊，自己无法理解。毛主席说：“要跟路线不跟人。”自己非常迷茫，怎么能够不跟人呢？路线是空的，走毛主席路线要跟随毛主席，而北京各单位外迁正是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行事，关于路线问题，让我困惑了很久。
险成“五一六”
谈“五一六”色变，这是毫不夸张的说法。虽然历史上“五一六兵团”只存在了一天，却也在“文革”大潮中成了一朵不小的浪花。江青等野心家为了打压老干部，利用本已不存在的“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国家总理周恩来，希望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我们学校搬到重庆后，干部之间互相争斗的情况很严重。尽管我尽力不参与这些活动，还是被内挂到“五一六分子”行列之中。他们抓住的所谓理由就是：我曾参加过调查原院长李菁玉的专案组，李菁玉曾因反对康生后遭到打压，“文革”中因此受到批斗，但经过我们这个专案组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罪状”，最后也没有认定歪曲事实的结论。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另一派就认为我反康生，借此将我内定为“五一六分子”。
“五一六分子”的名单要提交到四川省军区审核，一经认定，日后的人生不可设想。此时，命运再一次眷顾了我。我校政治部主任提交名单时，正巧碰到了军区政委张国华的秘书张宝文。此人正是我初中好友。张宝文翻开一看见到“孙金世”赫然在列，不禁询问到：“有什么材料证明孙金世是‘五一六’啊，他是我同学，出身清贫，怎么可能是呢？”见主任说不出道理，宝文便不同意将我的名字上报。他的这句话，这一个决定，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就将我的人生改变了。若干年后，我们说到此事，不禁感叹，如果没有他帮忙，想必我还真要多受些折磨的。
就不批周公
林彪倒台后，与他有联系的一系列人员受到调查。毛主席批评林彪是野心家，随后江青等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暗中隐含“批周公”的深意。
1974年，学校已经恢复了部分党组织生活，原国务院高等教育部政治部副主任肖泽西调到我校任党委书记。不知什么原因，他决定让我当大批判组的组长，工作调动到党委宣传部。一个技术人员搞政治工作，而且政治工作是不容许犯一丝一毫的错误的，我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便向肖书记请求能否换人，我并不适合这个工作。但书记却坚持用我。无奈之下，我硬着头皮开始了工作。每天抄抄写写，抄书抄报。批孔老二，批他“和为贵”的儒家思想；批林彪叛国叛党。
运动没有进行多久，人们也没有那么狂热了，我们写一些批判文章应付过去了事。在重庆北碚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猖獗到明目张胆反总理的地步，但人们也都意识到他们要向总理发难。可我们一致认为，总理是紧跟毛主席的，工作任劳任怨，十分受人民敬仰。他们是不可能得逞的，果然根本批不起来。想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保护陈老总的场景，我心里仍感动不已。那个混乱时代，总理像一盏明灯让全国人民看到希望。
北上邢台
1975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又搬到邢台。
重庆有泥鳅、黄鳝，各种鱼类能常吃到，水果和蔬菜也常有，生活上没有太多的困难，但重庆潮湿，阴冷，常常阴雨连绵，冬天没有暖气，使得大部分教职工不适。且重庆地形属于山地，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具，不利于教学和研究。大型农业机具在山区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里无用武之地，学校的学科设置得不到发挥和应用，教学工作也无法步入正轨。再者西南农学院也想回其原址办学。综合考虑后，党委决定择地回北方办学，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学校无法搬回北京，应广大教职工的要求，我们选择了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省邢台市落脚。
尽管属于北方的邢台地势平坦，相比较于重庆已经增加了有利的办学条件，但邢台只有一片空地等待着我们。学校一无所有，没有教学楼，没有职工宿舍。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白手起家。从北京带到重庆的桌椅板凳、床铺家具、教学设备、实验仪器等等，全数搬运到邢台，没有仓库，只能摆在露天空地。一部分教职工住进附近农村，一部分住在较远的长征汽车厂，如难民一般，七零八落。我们一家被安排到邢台北会村长征汽车厂居住。
1975年，在北会村，后排右一是女儿，右三是儿子
长征汽车厂距离邢台校区近50公里，地处山沟深处。一家人像生活在世外桃源，孩子在农村小学上学，我和爱人都没有教学和政治学习任务，完全就是“放鸭子”。在小店买油盐酱醋，到农民家里买鸡，到苹果园里摘苹果，完全是一种农家生活了。
学校安顿下来以后，开始盖校舍，盖教职工宿舍，新一轮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教职工统统上阵，做浇筑混凝土工人，干泥瓦匠。经过五年时间，学校才基本建成。除此之外，我继续开展教改活动。
找机会干事
时代的车轮继续向前滚动，“文革”的浪潮日渐式微。前期，政治运动充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容许做实际工作，不容许做调查研究。后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荒废了时间，实际工作也就日益受到重视。
搬到邢台不久，一位在河北农业大学工作的曾一起留学的同学范逢源传来消息，野沟门水库模型试验需要人手，我即刻前往。后又受到该校水利系王主任的邀请，我带了几位年轻教师帮忙做实验，为农村建设水库做出贡献。
野沟门水库模型试验与平时在实验室做的实验不同，我要在筹备阶段拿出设计方案，包括模型缩小的倍数、模拟水流状况、技术参数等等，进入模拟实验阶段，将工程缩小模型制作出来，观察各种参数下的不同状态。然后再将实验测试出来的数据作为修建工程的参考。这不完全是科研课题，只是为了配合生产需要。
这些实验我们在四川都江堰也做过。都江堰在几千年的工程水利史上是一个奇迹，在国际上同样是个奇迹。两千年前，李冰父子用“深掏滩，低作堰”的治水理论修建成功，在引水工程中，从宝瓶口深掏滩，将水顺畅引入灌渠，岷江水顺势流到川西平原，而泥沙顺低矮的飞沙堰飞溅到外江。当时苏联专家曾想把都江堰毁掉，重新建大坝修水库。经过水利科学院实验，最后否决了苏联专家的方案。可见，我国有些传统的方法和理论依然有其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