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训结束后，1961年9月末，国家为留苏学生分配了工作。有的同学分到东北大伙房水库，有的同学分到甘肃勘测设计院、石河子兵团、河北农业大学，还有人分到北京市水科所。最初我与文秀分别被分配到中国农科院灌溉研究所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虽然当时我们没有结婚，但关系已经确定。因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田水利化系1958年刚刚成立，系里急需人才，我们在灌溉研究所的老同学认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田水利化系的总支书记，女书记是位通情达理的干部。在老同学帮忙通融的情况下，我与文秀顺利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相会。上天真的很眷顾我们，我们不但同分在北京，而且还能在同一个学校工作。那时灌溉研究所粟宗嵩所长兼任系主任。
随后我到学校报到，办理入职手续。然后学校帮我把行装运到学校，之后又给我们两周时间回家探亲，10月份正式上班。
五年之别回家探亲
毕业归国时，国家教育留学生：多余的钱不能从苏联买回高档的消费品，更不能买国内紧俏的商品。我听从国家的教导，只给亲友带了点水果糖、纪念品。1961年回家探亲的两周，我真正地见识到了家里的困难，也意识到当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父亲当时已经浮肿，母亲还好。家里炒菜基本不放油，吃的都是地瓜叶、地瓜梗。家中生活艰难，但母亲尽其所能为我做了可口的饭菜。可口的“菜肴”无非也就是地瓜叶与地瓜梗，母亲用菜刀把它们剁碎，为我包了饺子。可惜刚参加工作回家时，自己身上只有一点路费，无法在经济上支持家里。
送家人礼品，是我自豪而难忘的事情，父亲与大哥都非常喜欢我送的礼物。留学期间，我在市面上买了一款很小的照相机，1957年到农庄劳动时，农庄又送给我一款相同的相机，我将多余的相机送给大哥。20世纪60年代初，照相机对于中国普通家庭来说，绝对算得上奢侈品。除送哥哥相机外，我还送给父亲一个精致的苏联烟斗，父亲视其为宝贝。“文化大革命”期间，烟斗被人偷走，父亲为此一直很遗憾。
家人得知我要在大学里任教特别高兴，他们认为在首都的大学里工作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也很自豪，自己终于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
深入灌区习得真知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农田水利化系成立于1958年，属于新学科。全国只有武汉水利水电学院与河北农大等院校开设该专业。1958届的学生到大三还没有上过专业课，还在上技术基础课。文秀留学时主修农田水利专业，校领导将她分到农田水利教研室，不久便通知她准备为学生上专业课。学校将我分到水工教研室，水工教研室的课程比较杂，所有的技术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都在该教研室进行。水工教研室当时有七八名教师，他们大多是武汉水利水电学院毕业的人才。我来到教研室，踏踏实实地工作，完全听从领导安排，不挑不拣，自己一心希望报效祖国。
1963年学校为我安排两项任务：带领学生做毕业设计和筹建水利系实验室。那时国内的大学五年制，五年级下半学期学生做毕业设计，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毕业生做毕业设计课题选定前的准备工作。我虽然掌握理论知识，做过许多实验，但没有带学生的经验，所以指导学生要花一些功夫。我深入灌区，经自己多方调查，最后选定了房涞涿灌区。先是选择合适的课题，农田水利、水工建筑物等选题的任务书如何下达，编写指导书，准备设计论文教师要先试做，这些前期工作又需要花费不少精力。这是我系首届毕业生。
面临诸多困难，我们一帮年青教师独立进行选题、调研等准备工作。多方奔走后，最后与河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取得联系，该院有一位姓薛的老工程师，他同意做这方面的指导。经过考察，我们选定正在建设中的房涞涿灌区。那是房山、涞水、涿县三县通过拒马河引水进行灌溉的工程设计大课题。房涞涿灌区课题分水利工程设计、农田水利方面的田间渠系灌溉设计、渠系建筑物设计，灌溉管理等。学生们根据所学专业选择设计内容，在实践中完成他们的毕业设计，也将学习到的所有知识融合进实际项目中。
当时我负责水利系水工建筑专业的学生，带着七八个人到灌区现场去观看如何修建水闸，回来后指导他们计算、画工程图。学生在设计过程中遇到问题要找我答疑，例如任务要完成到什么程度，毕业设计任务书要求达到什么水平。作为指导教师，我要细心为他们解惑。学生学习态度很认真，有疑问必求弄懂，我也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学生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所画工程图等，逐字逐句地检查。学生画的工程图我要一个一个地审，保证他们画的图规范，符合工程制图的标准，与计算吻合，这样他们才能顺利通过毕业设计答辩。
马不停蹄填补空白
带领学生做完毕业设计，我又马不停蹄地为筹建水利系实验室而奔波。因为农田水利化系没有实验室，学生们学习专业课时无法做实验，建设水利系实验室是学校当务之急。当时我与来自清华大学的肖佐庭和武汉水电学院的刘婴谷两位女老师一同设计实验室。我负责水工实验室和动力间供水系统，亲自动手做模型设计，画供水系统（动力间）工程图，为设备选型。
筹建实验室时，我们没条件外出考察，只能参照清华大学水利系、北京市水科院（现属于中科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以及我从苏联带回的资料，在水科院老学长与研究生们的帮助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水利实验室于1963年正式落成。学校为新实验室购置了许多测试仪器，其他系的教职工都很欣赏我们的新实验室。与其他学院破旧的实验室相比，我们的算相当先进和规范的了。
新实验室主要是三个实验室，一个做水工实验，一个做农田灌溉实验，一个做水力学基础实验。水工主要是修筑建筑物，像修水坝、水闸，农田水利工程就是如何让水流到田间实施对作物灌溉。
动力间的水泵需多大功率、多大扬程、多大流量，都要根据用水量来选择。有人说苏联教学体制太专业化，或者学科不够综合，与欧美不太一样，但我在留苏时确实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基本上能做到学以致用，对教学也十分有帮助，有利于学生毕业后马上胜任工作。当然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以及实习积累的经验需要在实验室中加以验证。如果大学只教学生书本知识，那么我很难在毕业后胜任水利系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因为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注重教学实验，学生通过假期实习，熟悉了实验室与实验操作，所以我并不感到陌生或无从下手，反而感觉很愉快，虽然心理上有些许胆怯，但抛开顾虑，在水科院老学长的热情帮助下，我信心百倍地努力工作。
在工作的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把苏联的《水工模型实验》一书翻译成中文。白天在学校上班，晚上挑灯翻译，大约三个月时间，终于将十几万字的书翻译完毕。粟宗嵩主任见我翻译了《水工模型实验》非常高兴，到处寻找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因为当时的出版条件苛刻，而且我的翻译水平有限，翻译它的目的是将其作为教学和建设实验室的参考书，因此该书未能出版。
初为人师，我还很年轻，在与学生的交流中，自己从未摆过老师的架子。1963届三个班级的学生中有不少调干生，如钮茂生，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水利部部长及河北省省长，还有一些调干生成长为水利厅厅长、水科所副所长。调干生的年龄与我相仿，大家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我和学生们之间关系亲密，没有隔阂，无所不谈，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我带第二届学生时，教学业务已经轻车熟路。1964年“四清运动”时，我带学生到房涞涿灌区，学生们一边开展运动，一边做毕业设计。1963年至1965年三届学生的毕业设计我也都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