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丰台二中办公室与学生合影
20世纪90年代我创意修建的户用沼气池
当时的技术水平不高，因为投资少，谈不上提升技术含量。利用农户家的畜禽和人的粪便资源，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使用上清洁的新能源改善了卫生条件，农民很欢迎，国家也支持。
那里搞得很红火，后留民营村被列为全球500个生态村之一。有这样的成绩，一是北京市政府重视，二是留民营村长、支部书记张占林是个能人，他当时是全国劳模，又是全国人大代表。给村子建沼气池的时候，老百姓很欢迎。多新鲜！不用烧柴火，点着就跟城市的煤气一样。家家用上沼气了，一个新鲜事物的普及，总是代表着进步。
现在，留民营村发展了大型沼气集中供气，又把部分沼渣液制成有机复合肥料，新能源的综合利用系统逐步形成。张广慧当时是二十几岁的姑娘，现已六十多岁，她是村里的副支书，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很佩服她，我说：“你从小丫头干到老太婆，为能源事业做出贡献了，今天才在国际国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啊。”
“高访”回母校
1988年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的紧张政治形势开始缓解，中苏两党、两国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两国民间开始交流。教育部从不同高校选派了部分学者到苏联访问（国际间具有高级职称的科教人员交流访问），称为“高访”。当时教育部给我们学校两个名额，一个搞新能源的，一个搞农业机械的。我曾留学苏联，加上主要研究方向又是农村能源，幸运地得到的这个名额。与我一同去的是留苏学长董学朱。
出国之前我没有其他准备，高教部下了通知，学校给我检查身体之后便出发了。到了莫斯科，回到母校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由于近30年没开口说过俄语，所以我一边恢复口语一边做些学术交流。一般的生活交流我没问题，业务交流或谈一些专业事情的时候，自己就会感到口羞。当时母校外事组安排一位外语教研室的老师照顾我们的生活，这是位和蔼的老太太叫杜纳耶娃。我与苏联专家学术交流之后，写的文章要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外语教研室的老师就为我修改文章，包括修改可再生能源、沼气、太阳能等新词汇。重返苏联的一年，通过写作与交流，我又学到许多新知识。
由于我们学校成立了新能源研究室，回到母校我希望看看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很巧，与我交流的普利舍甫院士是位电工学教授、院士，他研究方向正在转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从生物质资源利用着手研究，我们一起探讨、研究课题。因为中国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早，苏联专家非常感兴趣，我在母校做了几次学术报告反响强烈，也在几个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还深入基层调研苏联新能源方面的发展状况。
1989年，与普利舍甫院士（右二）在莫斯科郊区参观沼气工程（中间的是我）
因为我与苏联专家探讨新能源交流范围比较广，所以教育部允许我延长高访时间。中国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例如太阳能的应用，特别是生物质能、沼气的利用均比苏联起步早、发展迅速。我们国家自1975年已经开始重视发展太阳能，但仅仅停留在简单应用阶段，包括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光伏发电等。
苏联发展太阳能的面虽不广，但在该领域内发展起点和水平很高。当时我深入地了解过乌兹别克，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山顶建有太阳能聚光、冶炼有色金属设备。太阳能可以冶炼金属是依靠将它聚焦，将太阳能聚光设备建在雪山顶，焦点温度能够达到几千摄氏度，而且没有尘埃，设备吸收阳光效果非常好，但此技术投资非常大。苏联方面没有允许我进厂，那属于军事禁区，我在山下看了看，感觉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高访时，合作研究新能源的普利舍甫院士颁发给我的证书
“高访”是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士的机会，恢复两国中断多年的关系后，通过更多的民间交往增进感情。当时我深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还很深，苏联的老百姓看见中国人很友好，他们也希望中苏关系好转。访问期间，我与另一位访问学者杨挹敏想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剧，这种高档大剧院有著名演员演出时，一票难求。正在我们排队时，一位老人看我们是中国人，主动攀谈起来，他说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见到我们觉得很亲切。聊了几句后我发现这是一位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名叫劳扎，基辅的纪念碑上还有他的名字。见我们很想看戏剧，他很爽快地拿着军人证没有排队就帮我们买了票。看完戏还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
我与劳扎夫妇在他家里，还到他郊区的别墅用餐
重逢旧时友
时隔多年，再来苏联，回到母校，我还去了其他很多城市——列宁格勒、基辅、奥德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也探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情况，包括太阳能的发展情况、水电的发展情况。
大学读书时，我结识了一位名叫尤拉的苏联好友，同窗五年，他在学习、语言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阔别近三十年，我重回母校，很希望再见到这位老同学。通过其他同学辗转联系到了尤拉。我与尤拉再见面时，久久拥抱，他说：“我想你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把留苏的学生都折磨死了。”
1957年，与苏联同学聚会（后排左一是我，后排左二是尤拉）
尤拉毕业后工作于水泵生产单位，曾在西伯利亚的基层建设水电站，后回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城里有房子，郊外也有一栋别墅，老同学特意邀请我到他的别墅住了数日。我出国时还给他带了几瓶中国的二锅头酒，他说：“我们打开喝吧！”我说：“别了，你留着自己品尝，我喝过这个酒。”我知道苏联朋友爱喝酒，否则也不会轻易送酒，他很感动，表示要将我送的酒永久保存。
这是1962年尤拉给我寄来的结婚登记照
我与尤拉聊上学时的事情，回忆哪位老师讲课的口头语，回忆我们到农庄劳动时一起扛麻袋等往事。他的夫人给我做苏联的炸土豆、肉排、罗宋汤、什锦汤等美食。当时苏联商店里不缺东西，香肠、肉、鸡、鸭、鱼都有，但蔬菜相对来说比较少。尤拉在别墅的园子里种了点小芹菜和胡萝卜。
1989年，和当年的室友尤拉及其夫人在他们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别墅
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提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全力发展经济。苏联人民心里不清楚自己国家的改革与中国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尤拉问了很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中国的改革是什么情况的问题。我们对两国形势也聊了许多，希望中苏不要再争斗了。
在尤拉家住了一段日子，他们还不舍得让我走，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得不离开，尤拉又亲自开车将我送回学校。
我在苏联学术交流的合作伙伴主要是普利舍甫院士，他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儿，是苏联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中国人民感情很深，所以他非常照顾我，给我提供宽松的工作条件以及充足的经费。年近70岁的普利舍甫院士陪着我到各处参观考察，为我安排合作伙伴。我留学时的系主任纳达利丘克教授见校友回来，非常亲切，也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