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即将归国时，母校又给我一个美差——到东欧看一看。在波兰首都华沙短暂停留后随即赴德国柏林，我当时对柏林这个城市的面貌很感兴趣，回忆起当时的西柏林，我觉得就像香港九龙的中英街。记得柏林墙东侧是“黯淡”的社会主义国家，密密的铁丝网，守卫处架着机枪，拴着警犬，如临大敌的警卫；墙的西侧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墙体上涂满五颜六色的字画，人们自由地走来走去。真是两重天，一边是严厉封锁，一边是自由开放。
1989年，在柏林墙前留影
1989年，在华沙肖邦故乡的广场
因为改革开放，我有机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开拓一下视野，解放禁锢了多年的思想。有一件事却让我的思想对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我在东柏林坐出租汽车，司机为了多要钱，载着我在城市里绕大圈。而我在西柏林去国会大厦时，因为不熟悉交通走得很累，竟然有一位开着奔驰车的人主动照顾我，车主看到疲惫的我，很友好地请我上车，很客气地送我到边境哨卡，而且不收钱。从此，我改变了冷眼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随后我还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参观游览。
重逢旧时友
1989年，莫斯科大学正门前留影
高访期间，我还到莫斯科大学考察，苏联专家与学生很重视应用科学，而且尖端、前沿的学科都重视实验，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高校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很齐全，相应地对实验和动手能力的重视也比国内好一些。
出访到德国
农业部环能司觉得我们学校建立的新专业需要与国外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环能司是农业部下属机构，它与德国能源机构有联系，当时德国的沼气技术比较先进。1989年我还在苏联时，中国农业部已经邀请德国农业研究中心的巴德尔教授来中国参观。
巴德尔教授看到我建立的农村能源实验室时很感慨，室内设备很不齐备，也很简陋，于是他邀请我去德国参观。访苏回国没多久，在1990年，我作为农业部派往德国农业研究中心（FAL）工艺研究所的首席专家，与该中心的巴德尔教授、沃兰特教授、舒哈特教授等交流有关沼气技术、堆肥技术的研究与工程实践方面的问题。
到了德国，我的第一感觉是德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以及资金支持力度，为科研人员打造的坚实平台，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与执着。
1990年，在德国的农业研究中心门前
因为我不熟悉德语，组织还派了一位在德国进修过的王一鸣教授陪我，我说：“正好，你帮我与德国人交流，回国后我们可以共同研发。”巴德尔教授的实验室在名为布朗什维克的小城里，小城的研究中心简称FAL，FAL所处地点是二战时期德军的秘密军事研究所，它坐落在一片非常优美的丛林里。巴德尔教授在这个小城亲切地接见了我。
巴德尔教授是FAL工艺研究所的所长，是著名的沼气研究专家，德国的沼气实验室、工程建设都由他主持。沃兰特教授与舒哈特教授是巴德尔教授的“左膀右臂”。
在德国交流的三个月里，作为中国派出的首席专家，我要考察德国的沼气实验和沼气工程建设情况，回国要向农业部汇报。当时国家给出访人员200美元，可我三个月共花费了7000马克，多支出的钱由FAL研究中心提供。FAL实验室的高级装备、庞大的科研资金让我十分羡慕。
在巴德尔教授的实验室我学到许多基础理论，而且进行了工程实践，受益匪浅。我认真学习德国人修建沼气发酵装置的方法技术，学习如何将养殖场、加工厂、屠宰场的粪污变成沼气，学习利用沼气发电。
1990年，在德国布朗什维克小镇与舒哈特教授（中）、王一鸣教授（右）
1990年，在FAL研究中心与王一鸣教授、沃兰特教授
游览德国柏林的凯旋门
在参观实验室时，我又深感他们科研人员的敬业精神和精诚合作的态度。教授、博士分工不同，但不分高低、贵贱，各自发挥其特长，才会取得优异的成果。博士同样在实验室、车间动手加工所需的设备，但并没有妄自菲薄的感觉。当然他们也十分敬佩我们科研人员在十分艰苦条件下顽强拼搏的精神（因为巴德尔教授在1989年来我的实验室参观过）。巴德尔教授在德国见到我时，竖起大拇指夸赞中国人的聪明和苦干精神，并说：“你们一定会赶上我们。
德国人工作十分严谨，他们的一整套技术每个环节都紧紧相扣，能量不会浪费，而且研究中心学科之间的交融非常紧密。德国研究所里的博士之间平等互敬，一个人理论研究，另外一个人就在实验室当帮手，共同致力于科研事业。第一次出访德国我感慨颇丰，也愈发感觉国内的理念和一些体制必须尽快转变，这样才能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之迅速令世人震惊，但经济发展的背后有一些误区和问题，至今，我依然感到中国只是个沼气大国，但不是沼气强国。坦率地说，退休后我设计和参与施工修建的许多沼气工程，问题大多出在科研领先做的很差，资金不足或使用不当，科学管理跟不上。从体制上说，问题更不容回避，要敢于和勇于面对。比如：国家国债资金拨款或国外资助款能真正用到项目建设上，能占2/3就算是好的，其余则“去向不明”。更不要谈什么地方和企业配套资金，基本上是空头支票，这种神仙也做不到的事令人悲哀！当然我坚信此景不会长久。
参加母校校庆
1990年11月，我在从德国回国的途中，接到了学校党委的消息，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校庆活动即将开始，学校决定让我直接前往莫斯科参加这个活动。到了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才知道还有其他几个单位和留苏校友，我在其中也正可以充当翻译的角色。
当时有北京水利局的六振达副局长，北京水科所的沈秀英副所长，北京水电学院的窦以松、甄富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派了两个老师，一位是杜国翰，还有一位是瞿兴业，都是我留苏的校友。除此之外还有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的许志方院长、张蔚榛教授。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唐文霞、教务处长赵志鸿也在其中。
1990年，孙金世（右一）与前农田水利系主任纳达里丘克（中）见面合影 （左二为唐文霞副书记）
返校参加活动的校友跟我高访前一样，交流之中张不开口。好在庆祝大会有很多活动，还要到大会上发言，不管是私底下交流，还是准备发言稿，我们都尝试交谈、聊天……借着这些机会我们的俄语慢慢地恢复起来，回国之后有很多留苏的同学都非常羡慕。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代表校友在发表祝贺词的时候，我给她翻译。我很感谢帮我恢复语言的老师杜纳耶娃。她见了我们也很亲切。她说：“你在上面讲得真好。”我说：“有没有错误？”她说：“没有。”我说：“肯定有语法上的错误。”她说：“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