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初小还是高小，每天上学我都是和同学朋友结伴而行，其中包括我的侄儿。我们三五成群相约一起走，早上去，中午回来，午饭后再去，下午回来。相比较初小而言，高小离家要远一些，那时候有些地段已经有马路了，我们就在路上边走边滚铁环玩。其间要经过第21兵工厂职工宿舍，这在当时是重庆比较大的一个工厂。我们上下学要路过该厂的职工宿舍，有时候要受这些职工孩子的气。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他们厂子的人，经过那里的时候，有时候便要欺负我们这些小孩儿，因此我们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把铁环收起来，偷偷地赶紧走过去，怕他们听到铁环滚动的响声后为难我们。
上小学时的石永义
父亲病逝促我成长
抗战后期，父亲为挣钱养家重新回到重庆城区经商。但此时的生意已大不如前了，父亲回家也从坐滑竿（竹子制成，需两人抬着走）转换为步行。父亲在重庆经商时得了病，后病情加重就回到老家养病。那时请西医是很费钱的，住医院更住不起，我们只好从重庆城区请了一位较有名气的中医来看。知道父亲患病之后，我突然懂事了许多，父亲吃药的时间到了，我便主动给他端过去，其他事情我也都帮着做。
父亲病了半年左右，大约在1945年7月因癌症去世，那时我才12岁。父亲走后，家中少了顶梁柱，至此，我再也不能感受到父爱了。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今后更加要发奋学习了。父亲病逝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在痛苦中，我的心智渐渐趋于成熟，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父亲去世后不久，便有人来给六姐提亲了，双方觉得都还满意，后来便结婚了。六姐时年18岁，六姐夫名叫游俊良，他父亲是在重庆储奇门经商的药材商人。七姐则尚差一年高中毕业。
1946年，六姐石永芳（右）、七姐石永兰于重庆留影
埋头读书的三年
1946年，我高小毕业。因我初小及高小时成绩都不错，故而报考中学时还是挺有信心的。出人意料的是，我报考当时重庆较为有名的几所中学，如南开中学、市立一中、树仁中学等时，屡屡失利，都落榜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至此，我面临着不能升学的困境。当时我六姐的同学熊树慎在西南中学当老师，而这位老师的姐夫是该中学校长，六姐对我说：“要不你去西南中学吧，那学校也不错。”经介绍，我便入了该中学。
初中一年级时的石永义
西南中学位于长江南岸，从家中出发，需先过嘉陵江到重庆城区，再到储奇门（我六姐家住地）坐船渡过长江，到海棠溪上岸后再走四公里便到了。西南中学校长姓雷，后来得知他是国民党重庆市的参议员。抗战期间重庆为陪都，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到了这里，其中许多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回去，所以，重庆各中学当时的教学质量都还不错，西南中学的教师水平也是较高的，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语文老师，他叫牟文炳，是巴县人。上中学后，由于我学习比较努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让我重新拾回了信心。
我在西南中学上学时住校，平时除了学习基本没什么其他活动，锻炼也少，不过在此期间我倒是学会了游泳。当时学校最初没有游泳池，但是附近有个池塘，我们几位同学常常偷偷去游泳。其实母亲是反对我游泳的，但我住校，家人也管不住我。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动内战了，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上中学时，家里为筹措学费，需要变卖家中粮食，我的生活费则主要由住在重庆市区的大姐和六姐接济。两位姐姐对我很好，常给我零花钱，我也一有空闲便到她们家中去玩。由于物价飞涨，便出现了如下荒唐的情况。姐姐们刚给我零花钱时，可能那钱还够一个月用的，可一过河到对岸，买船票一次就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非常恐慌，因为猜想不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当时大姐做的是米店生意，主管出纳，我就把从小攒的压岁钱存在她那里，没想到由于通货膨胀，多年储蓄的钱简直是一文不值了。当时甚至原来可以买一头牛的钱，最后只能买一粒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生的心里日益积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怎么能够这样呢？人民怎么生活啊？
上初中时的石永义
黎明前的革命洗礼
初中毕业报考高中时，我打了一个翻身仗。当时重庆著名的中学很多，比如南开中学、市一中、清华中学等，但当时我对这些中学已经不作考虑了，因为家境日益窘迫，无法交纳高额的学费。后来，我报考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和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后文简称“省高工”），因为是省立院校，有很多补助，学生自身可以花较少的钱。考完之后，我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后来看榜的时候我是从后往前看的，结果看了许久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心里很紧张，没想到，我考上了省一中的第一名。我同时被两所学校录取了，但最终选择了省高工，因为这所学校是免学费的，只需自己出一些伙食费就行了，而普通中学还需交一部分学费。
1949年上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共举行和谈，学校则是掀起了几次学生运动，许许多多的高等院校学生、中专及普通中学学生通过学生会组织联合游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去西南长官公署（西南地区国民党最高机关）游行请愿，期间喊了多次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这段时间，我感受到了浓烈的革命氛围，可以说我在此期间经历了一场革命的洗礼。
在省高工读了一个学期后，我于1949年9月考入沙坪坝国立中央工校电机系，并继续参加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学生运动。之所以在省高工上学不久便转入该校学习，一是因为这所学校规格较高，属于大专，而且经费也不比省高工贵；二是当时招考的自由度很大，允许我去考试。在国立中央工校念书时，有几首革命歌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山那边好地方》——山那边即指解放区，其二是《你是灯塔》，其中灯塔指的是共产党，我还依稀记得几句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此外还有《团结就是力量》等等。我们还于某天晚上在重庆大学看过话剧《日出》，所有这些，都是对我心灵的洗礼。此后，我更加痛恨国民党了，觉得国民党该垮，并在心里默默地迎接共产党的到来，迎接革命的胜利，盼望重庆早日解放。在重大的游行中，学生们甚至喊出了“国民党快点垮，共产党快点打”的口号。
重庆解放时，我在沙坪坝中央工校亲眼见到了解放军从我们学校旁边经过。当时同学们都想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去，我也不例外。后得一机遇，我报考了四野镇江青干队，录取后，通知我带简单行李到重庆青木关报到。当时我是瞒着家人报考的，因为她们若是知道了，肯定会阻拦我。走的当天上午，我在宿舍收拾行李，因为下午就要去报到了，而且我还因此没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就在我刚整理好行李之时，六姐突然闯了进来。她看见我背着行李，心里很是疑惑，我见瞒不住了，便老实交待：“我要去参加革命了。”她听后便阻拦我，继而哭了起来，说：“你看，家里只有妈妈，她那么大年纪了，我又得了肺病……全家都要靠你了，你走了妈妈她们怎么办？”当时六姐已经身患肺病，身体状况很不好（1951年春，她便因肺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看着六姐痛哭流涕的样子，我一下子便心软了，而且当时我的革命意志还不是很坚定，所以，我放弃了这次参加革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