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所刊石永义、刘玉萼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
牵头编写《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一书
1984年，中宣部宣传局将《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一书的编写任务交给了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和中央团校，之后，任务交给了我们教研室我和许文惠教授以及中央团校的张一教授。接到任务后，我们便紧张有序地开始工作，该书的提纲得到了中宣部宣传局的认可。紧张的几个月过后，我们总算完成了任务。从该书后记中可以看到，“本书是根据《国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关于对青工进行系统教育的要求，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主持下，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和中央团校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教学大纲编写的，吸收了近年来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张一同志写第一、二、五章，许文惠同志写第三、六、七章，石永义同志写导言、第四章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本书经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主任黄达强同志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李良多同志审阅后定稿。”
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是作为中央宣传部指定的五本干部教材之一出版的，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近代史》、《中国工人阶级》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出版后，成为1984年度全国十大畅销书的第二名，《瞭望》杂志1985年第一期曾有一篇文章说道：“社会科学书籍成为热门书籍，《中国近代史》、《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中国工人阶级》三种书，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就发行了五百二十多万册，超过了以往同类图书几年销售量的总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在1986年3月第二版发行的时候印了62万册，由此可见，其影响还是很大的。
应该说，《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是我继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之后做出的另一项成就。虽然只是通俗读物，不算高深的学术著作，但能够在宣传战线上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理论成果较多的8年
从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到1986年的8年中，除上述科研成果外，我还同黄达强教授一起主编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简明科学社会主义辞典》等著作。加上其他的一些著作，我一共参与主编和编写了19部图书，在报刊上发表了8篇文章。这些作品中，我想重点提一下我在1984年4月写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一文。该文是为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所写，也是我拥护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的论述。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在粉碎“四人帮”后及改革开放初期曾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对于毛泽东，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成了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之前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前车之鉴，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该评价问题非常重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其核心就是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做出了结论。我是拥护其中的主张和看法的，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这些年，我的心情与前21年相比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是我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以来最满意和最骄傲的8年。年轻的时候，在重庆市干校看到一些理论家所撰写的著作很羡慕，当时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在理论上做一些贡献，但大学毕业后，这个愿望早已被丢到九霄云外，觉得以前的这些想法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又重新恢复了信心，觉得只要努力，还是可以给党的宣传事业及理论工作做一些贡献的。在此情况下，我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又觉得跟国内著名的学者比起来自己的差距还是很大很大的，不可沾沾自喜。
1983年，50岁时的石永义
第一次香港行
1986年秋天，应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邀请，我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这次访问其实是一次回访，之前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领导翁松燃教授和李南雄博士曾来人民大学访问我系，此后，黄达强教授做了首次回访，而我这次去算是第二次回访。是应当时的系主任李南雄博士的邀请去的。
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访问人民大学时合影
（左三为香港中文大学翁松燃教授，左一为石永义，左二为黄达强，左四为谢韬，右一为叶宗奎）
1986年，去香港访问前留影
因为双方在政治观点上不太一致，所以在学术交流上，我们尽可能求同存异，由于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了，所以交流起来也没遇到太大的困难。
这次回访，除业务交流外，我还用了差不多10天时间初步认识了一下香港，当时香港尚未回归，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许多感触。印象最深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依山而建，硬件设施相当不错，给人以有条有序之感。香港的地铁（那时北京地铁线路还很单一，而香港的地下铁路系统早已很完善）、超市、大商场、交通、马路边的自动取款机（现在大陆虽已普及，但那时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的廉政公署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然，香港也给我留下了一些负面印象，书店中黄色书刊很多，而且报纸上刊登的刑事案件也不少，每天都有好几起，这使人感到香港的治安环境不是很好（但后来想想，这也是信息透明化的一个表现），另外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使我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的另一面。
总的来说，在香港待了十多天，我还是有所收获的。
石永义，摄于1986年冬
到理论所之缘由
1986年，国际政治系（即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年恢复为国际政治系）领导班子面临调整，系主任黄达强奉命组建行政管理学研究所任所长，这项任务当时是为了协助筹建国家行政学院的需要。
黄达强教授离开国际政治系后，时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简称“理论所”）所长的许征帆教授希望我去他所任副所长，并解释说他年岁已大，需要领导班子年轻化。理论所也是刚成立不久，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这是我感兴趣的，因此我也就同意了。
参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的编写
在我调到理论所后，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的编写任务，事情缘起是因为教委（即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新四门理论课的构想。当时的教材编写队伍是从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中挑选出来的，许征帆所长牵头编写《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则参加了北大校长吴树青牵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人大教师包括我在内共有4位老师参加这本书的编写。
该书从研究教学大纲到成为教材前后经历了几年时间，而这些工作都是在教委社科司司长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其间，我先后到长沙、石家庄、广州、天津、上海等地研讨、修改。这本教材中我承担了两章的编写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二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该书是以教委社科司的名义出版发行的，1988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学要点》出版，1988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版；1992年8月出了修订本；1993年，该书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该书又一次出修订本，此时已是第22次印刷；1998年又出了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