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我还和杨干忠、徐茂魁一起主编了人大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继续研究
我虽离开了国际政治系，但从研究领域来讲，实际上跟原先是一致的，而且，此时的我还带着国际政治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1987年至1992年的这几年中，我继续出了一些社科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参加编写了从1989年到1998年（每年修订，共9种）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复习指南》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本书一直是由我校经济系何伟教授主编。
石永义参与编写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复习指南》
二是在1990年和1991年，我参与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讲座》相继出版。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参考资料》、《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与他人合作发表了《战后社会主义思潮演变概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四是我于1990年12月参加了人民日报组织编写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其中我写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七十年》一文，该文由《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2日刊载后收入书中。
五是我参加了许征帆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论库》上册的编写，该论库将改革开放之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及资料加以搜集和分类，略有些工具性图书的性质。该书于1991年11月出版，我是其中《本质特征篇》的主编之一。
石永义参与编写的部分著作
到党委宣传部工作
1989年秋，我们党和政府正确解决了“政治风波”，保证了我国继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后，党委要求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在此背景下，在征求我的同意后，我被调往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
在党委宣传部工作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二。首先是如何正确认识我国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其次是如何正确认识1990年以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是当时摆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的重大问题。当时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指示精神，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主题，集中到一点，即要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守社会主义的阵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考虑周全，我们绝不能搞“全盘西化”，走西方两党制、三权分立的道路，也不能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苏东剧变，西方世界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失败，是马列主义的失败。在我们国家，对于东欧剧变问题，各个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加以解释其原因。至此，我们如何正确认识苏东剧变的原因和形势，都是摆在宣传战线上的重大任务和课题。
人民大学理论领导小组是在党委领导下成立的，由副校长罗国杰任组长，许征帆教授任副组长，我到宣传部后也任副组长。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宣传部负责，理论小组成员都是许多系、所的负责人或知名教授。因此，在1990年及1991年，领导小组经常请校内一些学者（包括中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各种专题的座谈会或讨论会，然后通过校刊等形式表达大家的看法。例如苏东剧变，除了西方的观点外，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在分析原因时有的强调经济原因，有的则认为是错误的民族政策引起的，而我们当时的看法是，上述原因都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苏共党的路线出了问题，从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路线后，就把苏东一步步引向了剧变之路，叶利钦则促成了苏东剧变。如果与我国对比，这一点可以看清楚。我国1976年前的十年“文革”灾难，经济上到了破产边缘，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邓小平制定的正确的党的基本路线，才使我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尤其在面对“苏东剧变”的座谈和宣传方面，当时的理论所所长许征帆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周新诚教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奚广庆教授、人大校刊总编辑刘葆欢教授等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与配合，我非常感谢他们。
《社会主义教育大纲》的出版
编写《社会主义教育大纲》也是我在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一任务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布置给我校的，由人大组织编写组，经领导指示，由我牵头，由经济系、国际政治系教师宁玉山、张泽森、徐茂魁教授组成了编写组。
在几位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我们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该书中，我们比较有针对性地回答了1989年以来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是继中宣部宣传局《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大纲》完成之后同一性质，但在不同情况下所从事的宣传工作。这本书在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受到了主管领导的肯定，《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此做了报道，《光明日报》对该书作了评价，指出：“这本教材的条理性很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十分适合大学生和广大基层干部学习和使用。”北京出版社指出这“是一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参加编写《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讲座》一书
我及周围的一些人在苏东剧变后思想偏重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即加大力度抓这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路线方针一百年不动摇的前提下，重点强调了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他在南巡讲话中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1992年5月，我在校刊上写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文，对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谈了我的看法。另外，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党委书记马绍孟牵头，组织校内学者编写了《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讲座》一书，当时宣传部做了组织工作。我写了第二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后来，受国家教委思想政治教育司的委托，我校编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宣讲提纲》（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这份提纲当时是印发给教委委属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代表参考的，我也参加了组织工作，并写了第一个问题——“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为现在校宣传部的成就而高兴
从1989到1992年，我在校党委宣传部待了3年时间，这也算是我所有工作历程中待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之前的8年，是我有成果的8年，同样，在宣传部我也做出了一些成绩，而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面。那些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庭生活也比较美满，可以说，这是一段不错的回忆。
最近几年，校党委宣传部不忘曾经在宣传部工作过的同志，春节前夕都要召开联欢会，邀请我们这些曾经在宣传部工作过的同志参加，我每次也都去参加，真感到是鸟枪换炮了。宣传部工作有声有色，在校内外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了。现任部长郑水泉教授曾是我带过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又是1990年我推荐参加宣传部工作的，这些年，他干得很出色，是有名的“秀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是一点不假！我祝福他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