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往北大工作后，我们住在清华大学西门外的北大五公寓301室，这一套房子共有四间屋，我与妻子分到两间，原人大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杨光远及夫人何阰君住另外两间，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厕所。我们两家彼此照顾，和谐相处了八年，这是令人难忘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先有了一台12英寸的电视，每到晚上我们全家就挤到他们家看电视，每想到此，我们都是怀着感激心情的。
担任工农兵学员教学工作
1970年，北京大学招收了108个工农兵学员，次年我调入北大后主要的教学任务便是和这些学生打交道。当时北大的领导权还是掌握在军宣队和工宣队手中，我们国际政治系也一样。我被分到帝国主义政治教研室工作，1971年讲过中共党史、帝国主义政治专题。1972—1976年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
那时高校实行“开门办学”，所以学生学习都是到北京的工厂住下，一边劳动一边学习。108位学生有时分成两批，有时分成三批，由不同教师带队去不同的工厂。在此过程中，我先后带学生到清河毛纺厂、国棉三厂、北京轴承厂“开门办学”。
在边劳动边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也取得了一些从事写作与科学研究的机会，例如在教师指导下，由学员参加一本书的编写工作，这本书是列宁所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的参考书，原书内容核心是两种民主观（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两种专政观。根据领导要求，我和学生们编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学习参考资料》（初稿）介绍列宁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及一些名词（名词解释部分由学生们分工查找），并于1973年10月出了内部铅印本。但这只是以“工农兵学员结业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教师署名。现在看来，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书中存在一些“左”的思想倾向。
1973年，40岁照
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编写
大概在1974年，我从帝国主义政治教研室调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工作。这之后，我接到了一项任务，即参与编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专业，原先在人大国际政治系里是最主要的专业，之前人大国际政治系也曾组织过一次大的编书活动，由高放和理夫等教授牵头编写，但当时没能公开出版。
这次编写任务，北大国际政治系很重视。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主任张汉清教授牵头，还有其他三位教师组成一个编写组，到工厂住了半年，编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其中第四章由我负责编写。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工作是商务印书馆负责的，所以在此期间该馆的一位编辑陈森同志与我们在一起工作。后来，商务印书馆征求我们意见，要求先内部出版。所以，该书最终是以内部出版的方式印出来的，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本书连编著者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只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字样。
这里要提到的是，张汉清教授后来长期担任北大国际政治系系主任，是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之一。他对我很好，人民大学复校时，他希望我留在北大，虽然未实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长存的。
1974年，北大国政系教师住工厂编共运史时留影
（前排右一为石永义，右二为张汉清教授，左一为杜康传教授）
难忘的1975年、1976年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不过半年左右时间，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新气象，如铁路整顿等，整体情况正往好的方向转变。此时大家觉得未来有了希望，都很高兴，但没想到紧接着又出现了“批邓”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邓小平又被打压下去。当时我们心中既困惑又充满了忧虑，但也只能跟着中央的步子走。从我自身来讲，张闻天及其他很有骨气的理论家和领导人是我远远不可企及的，在当时的洪流下，我因出身不好，怕犯政治错误，若一旦犯了政治错误，前途则完全没有了。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三位领导人相继逝世，这对我及妻子感情上的打击是很大的。周总理去世时，我们痛哭流涕，后来举行追悼会前我们自发到了长安街，在木樨地附近目送总理的灵车。当时，我们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后来朱德委员长也去世了，人们也是悲痛万分。等到毛主席去世后，我们更是难过，这种心情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有过一次，我们觉得革命的导师和指路人去世了，也痛哭流涕过。
此外，这一年，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对地震感到强烈的恐惧（之前邢台也曾发生地震，影响比唐山这次要小）。地震发生时，我们正睡在床上，突然感觉床摇晃得像是在火车上一样，一下子把我们晃醒了，之后，我们就觉得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当时是夏天，我穿着背心就和家人一起就往外跑。其后的几天内，我们不敢住在原来的房子中，两次在屋外挖坑、搭棚，心中充满了担忧。
这一年中，也有让人们感到十分喜悦的事情，这便是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一年后邓小平复出，人们更是觉得高兴。“四人帮”粉碎后，北大师生兴奋地参加了游行，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整个气氛都是欢欣鼓舞的。其后，清理“四人帮”余毒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都清理出了一些“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其中以清华的迟群、谢静宜最为突出。
人这一生，可以说三十岁左右之时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我及许多人在这段时间都因为政治运动不断而耽误了。回过头来看，自1960年起到1978年，我的事业几乎处于半荒废状态，为此，我深感惋惜。“文革”这些年，我找不到方向，只能随大流做着一些违心的事。那时，不是下厂便是下乡，而且处处小心，所以在学术上想要有所成就很困难。“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事业上、学术上的春天才真正到来。
家庭中的喜与忧
玉萼在北大的这几年，工作内容与我有所不同。学校由工宣队及军宣队掌管之时，她曾在国政系党总支当秘书，后来觉得前途渺茫，才转而到党史教研室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她与国内知名专家沙健荪、梁柱、肖超然等同在一个教研室。由于妻子的理论功底较深厚，又认真刻苦，她的授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她当时虽然没有著作上的成果，但从学生的反映中看，她的教学成绩突出。
在北大的八年，家庭方面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女儿自1965年出生之后，成长路上一直很健康，1978年北大附小毕业，成绩名列前茅，还经常获得“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
忧的是，小女儿自1970年冬在江西出生后就有病，后来大夫发现她的智力有问题，我们一直觉得对不起她。我们都是比较要强的，在江西时，妻子怀孕后也没请假回北京检查，后来患妊娠高血压，也没想办法去治疗，而且当时营养跟不上，这些都成了造成恶果的原因，再加上当时妻子年纪稍大，身体又不大好，同时又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成员，工作繁杂，此外还要照顾只有四岁大的大女儿，身体非常疲惫，并没有像一般孕妇那样得到应有的照顾，所以造成了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在北大期间，我们也曾跑过一些医院，希望能治好女儿的病。有一段时间，我大姐过来帮忙照看孩子，她也经常推着小女儿到处跑，去各类医院，但效果都不明显。因此，我们心中多有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