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石民
另一件使我心怀愧疚的事是，1966年，母亲去世了。因为政治环境不允许，再加上经济条件差，我没有回去送她，后事都是我的两个姐姐负责处理的，我只寄了点钱回去。为此，我也是久久不能释怀。
“文革”期间，虽然我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发生被抄家之类的事情，但那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却很糟糕，心中的弦天天紧绷着。我们家还被偷盗过一次，虽然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但妻子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纪念章都被偷了，至今想起来，还是很可惜的。
无论怎样，那一段岁月已经远去了。
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未名湖畔与妻合影
是否回人大，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977年9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9页）等到1978年3月，人大终于复校，中共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负责筹备恢复人民大学的工作。并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
人民大学复校，当务之急便是把原来的老师都找回来，好在人民大学解散后大多数老师都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高校，想要召回教师并不十分困难。这时我已在北大待了八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若要回到复校的人大、自己的母校，思想上的反复比较是在所难免的。为此，我与妻子内心都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可以说，人大复校是令我们高兴的。我们是人大培养出来的，还在那工作过多年，这期间虽然经历了许多运动和“文革”，但都是当时环境所造成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对人大还是很有感情的。而北大方面也愿意留我们，北大系里相关领导曾对我们说：“我们欢迎你们继续留下来。”
经反复考虑，我们想到人民大学毕竟是培养我们的母校，情感上有些想回去；其次，从人事关系上来讲，回去似乎也好一些。但若留在北大，似乎前途会更好一些，因为此时的北大的地位已超过人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也超过人大。当反复考虑难以下决心时，我们曾用抓阄的方法试过，当然，最后还是下决心回人大。对这一选择，我们后来一直没有后悔过。
1978年，人大复校离开北大时，北大组织欢送，到东陵参观时留影
（左一为石永义，左三为妻子，左五为人大国际政治系主任徐景秋）
担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
人民大学复校后，院系有了调整，原先的国际政治系改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系。改变名称的背景与当时中央提出的学习任务形势有关。此时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他又是中央党校的负责人，中央当时强调，要重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重新认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民大学的校、系领导决定将国际政治系改为科学社会主义系。人民大学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后来山东大学也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系，当时该系的领导人赵明义是从人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是我们的系友。
在我们回校的同时，系名称就确定要改了，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系后，我被安排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工作，并任命我为该教研室的副主任。此时，我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回顾从留校任教时的充满希望到后来的失望，18年的宝贵时光耽误了，我不禁问自己：如何才能将失去的时光找回来？
参与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重返人大后，我们感到自身承担着很重要的学科建设任务，之前因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教材，这时编写教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教研室的身上，于是，我们开始兢兢业业地从事这一项工作。人民大学是以文科为重点的，这本书对科社系乃至整个学校都是很重要的，再加上国内干部学习的需要，所以我们极力想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相关教材编好。
在这本教材的编撰过程中，章、节的安排是全体教研室成员反复讨论定下的。我写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章，并承担了几章的统修任务。与原来的政治学教材相比，这本书的研究方向更广了，下设的内容也更细致一些，这也是与当时的形势相关的。由于国内外都没有可供参考的同类教材，编写这本教材的难度还是很大的，但在教研室全体教师的努力下，编写任务还是按时完成了。
那段时间里，教研室的所有教师都在一边教学，一边忙着编写教材，好在当时学生们一二年级上的多是哲学、外语等基础课程，专业课还没开始，所以正好给了教研室一个缓冲的时间。教材编写过程中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由教研室主任李良多教授及副主任（郑建邦和我）牵头，但在刚拟好教材编写提纲后教研室主任就被中央党校借调去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去了。因当时中央党校也在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需要找一些国内知名学者参加。教研室主任被调去之后，郑建邦便成了主要牵头人，此时的他责任也就更重了，但因他身体欠佳，所以统修教材的一些繁重任务由我、孙盛权（教研室支部副书记）、许文惠、向美清共同完成。那时我身体还不错，因承担两章的编写和几章的统修任务，经常熬夜工作，但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从事自己所爱专业的建设。
1980年7月，该书作为内部出版物由人大出版社出版，后来由人大出版社于1983年6月正式出版，还被中组部列为干部理论学习教材之一。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的发表
1981年2月，由我和妻子共同署名，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事情的缘起是，工人日报社找到我们系，希望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后来，系主任将任务交给了我。初接到任务时，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其后的思潮变化，许多问题有待讨论，例如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到底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等等。当时一些人对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疑问的，认为社会主义在大陆搞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对此，一些人充满了疑惑。
虽然压力很大，但我还是接受了任务，我与妻子合作，认真撰文，完成了任务。没想到，该文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出现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上，而且在第二天早上，中央台新闻联播对此作了报道。后来，该文章还被收入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书。
总的来说，当时自己的心情是既惭愧又高兴。回顾自己从1960年以来，除了大学期间与两个同学一起以石大校为笔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外，就再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了，专著的公开发表更是没有。此时，在经历了各类政治运动、下乡、下厂、“文革”之后，我感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来了，自己也尝到了一点甜头。该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后，我还是感到很兴奋的，后来收入书中，与黄克诚、邓力群等领导同志的一些权威性的文章收在一起，我更是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