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时时关心群众冷暖，教师病了，他常登门看望，关心慰问。每逢过年过节，他常亲自登门看望老教师和聘请的兼职教授。对同学，他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总之，达强同志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达强同志离开我们近十年了，他的这些高贵品质，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原载北京出版社《冬日的思念——黄达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
教学科研重点的转移
人民大学复校以后，我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到行政学所以后，我结合行政学所教学的需要，将工作重心转向政治学、西方政治制度的教学与研究上。教学重点转移后，我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并没遇到多大的困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借鉴了妻子的一些研究成果。妻子当时是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执教政治学多年，对政治学及西方政治制度有较深厚的功底，所以我借鉴了许多她的研究成果及讲稿。再者，于我自身来讲，我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政治学教研室从事教学活动，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也相隔不远，因而这种转移也并不太难。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行政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带研究生需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当时行政学专业教授只有两位，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是许文惠教授，我们和当时的几位副教授一起带行政学的硕士研究生。细细算来，连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行政学专业、马克思理论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我一共带过17人。
1993年，石永义60岁生日留念
筹建行政学系与争取行政学博士点
行政管理研究所建立之初将主要力量都投在了科研及行政学教材或是专著的编撰上，经过几年的实践，等到我来到该所以后，便面临了新的问题。当时全国高校中，建立行政学系已有几家，而且，没有本科生作基础，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来源也受到局限，由此，人民大学建立行政学系的这一任务应该引起格外重视，经我们提出，校领导同意，学校于1995年正式建立了行政学系，我则担任了第一届系主任，同时仍担任行政学研究所所长。这就是所谓系、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系建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课程设计及本科生的招生培养工作，这样，系里一下子增添了许多工作，需要更多的教师来行政学系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在建系以前，档案学系的好几个骨干教师赵国俊教授等已来到了行政学所。
除了建立行政学系以外我们还面临着一项任务，那便是争取建立行政学博士点。那时哲学、经济学、法学、共运史等我校许多传统学科已有了博士点，而行政学博士点全国还没有一个。人民大学的行政学硕士点是最先建立的全国行政学硕士点之一，争取建立博士点则成了我们当时的重要任务。博士点的建立，需要我们抓科研，创研究成果，并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当时我们的干劲很高，经努力，我们终于在1999年建立了博士点，这是继中山大学之后的全国第二个行政学博士点。博士点建立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在任期间也尽了自己的努力。黄达强教授、许文惠教授和我都没有担任博士生导师，但我们都为博士点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校外办行政学硕士学位进修班
一些在职干部在大学毕业后还想有新的学习和提高，想进一步争取获得硕士学位，所以，很多专业都开办了硕士学位课程进修班，我们行政学专业也不例外。通过校内外结合办学，既促进了科研工作，同时也扩大了影响。
1994年，我们开办了中央气象局的硕士学位进修班；同年5月又开办了总参的硕士学位进修班；1995年则与鞍山行政学院一起开办了针对鞍山市在职干部的进修班；1997年在青岛也开办了同样的进修班。此后又继续办了多次这类进修班。这些进修班，使用了校内研究生培养的课程，并在几个月内给学生系统讲授有关课程，然后由研究生院主办课程考试，如考试合格最后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论文并进行答辩。参加完此类进修班虽不能马上拿到硕士学位，但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所以对希望有所提高的在职干部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与许文惠教授一起出访香港两校
许文惠教授是人大行政学系（所）的老专家，是我国行政学界的知名专家之一，她同黄达强教授一起，为创建我校行政学所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是1956年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结业后留校的，人大复校后我们同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任教，并与我一同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一书的编写，彼此比较熟悉。许教授学问功底深厚，科研态度认真，离开国际政治系后与黄达强教授一起筹建了行政管理学研究所。她在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是元老之一，在学术上建树颇多，主编了《行政管理学》、《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中外行政管理案例选》等。
1994年11月，受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系和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的邀请，我与许教授一同去香港访问。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方面的负责人是阮博文博士，比较年轻。香港城市大学的主要负责人是王海国博士。我们在座谈会上亲密交谈，阮博文博士还将我们请到他家中吃饭，由此可见关系之融洽。除了这两所学校，我们同时还去看望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李南雄博士及香港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卜约翰教授。
此时的香港还未回归，与第一次去时所看到的差不多，只是加深了先前的印象。
1994年11月，访港时与香港理工大学同行在座谈会上留影
（左三为许文惠，左四为石永义，左五为阮博文主任）
1994年，访问香港城市大学同行合影
（前排左一为许文惠、左二为石永义、左三为海国主任）
1994年11月10日，于香港大学留影
（左三为石永义、右二为许文惠、右三为卜约翰教授）
1994年11月，与香港中文大学李南雄博士（右一）合影（左一为石永义，左二为许文惠）
1994年11月，访问香港时与香港理工大学阮博文主任（左三）等在他家中合影
参加《邓小平领导理论》的编写
自1998年起，我不再担任行政学系（所）的行政职务，由朱宜言教授接替了我的职务。我虽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没有正式退休，而是多干了一年。在此期间，校党委书记马绍孟教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编写《邓小平领导理论》，我当即答应了下来。
该书编写组领导成员是四个学校的校级领导：中央党校副校长刘海藩、原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铁汉、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马绍孟。其中侯树栋自始至终是牵头人，领导讨论了如何拟提纲、如何分工等等。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写得到了中宣部领导白克明、雒树刚副部长等的大力支持。
到2000年底，编写工作胜利完成。在两年时间内，编写组成员经过多次会议研究、讨论并认真写作、修改，终于完成了两本书的出版。其一是2000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领导理论学习纲要》，该书共12个部分，我完成其中第六部分，名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其二是同年12月出版的《邓小平领导理论读本》，我写了其中第十一章《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