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所在的系由1956年的历史系、1958年的马列主义基础系改为政治学系，其中国际共运史教研室、政治学教研室成为系中主要的教研室。我于1960年5月留系并分到政治学教研室。毕业分配是由组织上决定的，系行政和总支领导根据学生情况及社会需要分配学生，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虽然不是自由选择，但是能够留在北京，能够留在人民大学，我自己心里是很高兴的。这也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对能成为人大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而深感自豪。有一些同样很优秀的同学则去支援边疆，如和我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便去了内蒙古大学。
当时我们这批学生中，留在系里工作的还真不少，全系360人中留校的有二十余人，分在两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约分了10个人，我们教研室除了我之外还有安维华、吕禾冠、刘宝玉、王正泉、陈人庚、向美清等，教研室主任是林歧瑞，副主任兼支部书记是刘艺文。
教研室担负了外系公共课和本系专业课，教师按专题分工。受当时大形势影响，专题分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统一战线、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等。当时正是中苏开始论战的时候，中方批判苏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所以这方面的问题设计得也比较多。每个专题由不同教师负责，教师针对专题选择性地讲述。我当时分到的专题是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初为教师，所以在课题准备上花了不少功夫。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留校任教时属于助教，但一开始领导就分给了我讲课任务，这让我感到比较自豪，因为刚留校就上讲台是很不容易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讲起来应该说不算枯燥，其一是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从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事例上加以分析说明。1960年，受中国革命影响，正是亚非拉各国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高潮时期，课堂上可以援引为例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在讲解理论的同时，我还联系了当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现状。讲解虽是专题性的，但需要教师掌握全方位的知识，如若不然，参加辅导和讨论的时候就无法互动了。我讲第一堂课时，面对着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学生们，心里不免紧张，但好在我的表达能力还可以，所以还是受到欢迎的。另一方面，当时的学生本身也很好学，不会出现逃课的现象。
结束两地分居，与妻子同在一个单位
妻子于1958年从人大法律系毕业，在之前的两年时间内，我们同在一个学校学习，但她在西郊，我在海运仓，相隔很远。1958年从遵化回来后，我们的校舍才搬到西郊，但这时她已毕业了。这两年中，我们不经常见面，最多也就是一周见一次，更多时候我们是每两周见一回，要么我去西郊，要么她到海运仓来。当时往返两地交通也不方便，从人民大学到中心城区，只有公交32路（即现在的332路）可坐，她过来海运仓需先坐车到西直门，然后换有轨电车，下电车后再走到海运仓来，途中得花费两个多小时，从海运仓到西郊也是一样。身边的同学很同情我们，我妻子班上有位家住北京的同学，因为神经衰弱只能独自睡楼梯下一间小屋，当见到我俩相聚时，便主动将自己的屋子让出来，我们很感谢她。有时候我妻子到我处找不到住的地方，就住在我们楼上女同学宿舍里，有时我们找总务科申请一间空房子住一晚，当得到批准，那是很高兴的。这两年中，我下过两次乡，她也有时出去实习，除了去门头沟矿区办案之外，在反右斗争时期还曾调到学校整理材料。她在各项运动中没怎么受到影响。我在遵化县劳动的时候，妻子还来看过我一次。毕业后，妻子没有留在学校，而是被分配到了天津市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工作，负责全市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在她离京赴津的时候，我去送了她。此去天津，又是一次别离。因身处两地，我们往往一个多月才能见上一面。
与妻子的两地分居，从1954年到1960年已有六年。最初两年，我们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北京，后来虽在一个城市，但因为都是学生，还是不能常常相见，妻子毕业后又去了天津，虽不远，但相见一次也不易。在我留系工作后不久，我就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并且说：“要是实在解决不了的话，那就请组织上照顾一下，让我到天津去。”人事处的吴方俊同志对此很关心，亲自处理我的申请，并且还到天津去调查了解我妻子的情况，看是否能让她调来人民大学任教。因玉萼也是人大毕业的，而且在校时成绩优秀，表现良好，在天津的几年中，独当一面地办理论班培训在职干部，讲课很受欢迎，所以在我校人事处努力下，1961年上半年，她终于被调到了人大工作。因她在天津从事的是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与原学习的法律专业差距很大，所以调到人大后便不去法律系了，而是被分在了我们系，我们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于此，我非常感谢校系领导及人事处，特别要感谢吴方俊老师，他为此事费了不少心，圆了我们的团聚梦。
与妻子结束两地分居后，我们从内心感到喜悦。当时我们住在学校分的东风二楼四层25号，那时我们一批青年教师都住在东风二楼，夫妇两人住一单间，若是单身未婚者，则两个男同志或两个女同志住在一起，平时做饭自家在楼道中、房门旁生一个炉子，烧蜂窝煤，卫生间、洗脸、洗衣间也是公用的。总体来说，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后，我们彼此感到很满意，心绪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夫妻两人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虽说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也不会有多少好处。其中有一点我们是比较忌讳的，即怕别人说我们徇私，好在我们双方没有人处在领导岗位上，这就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
初调到人大之时，妻子的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因她原先学的是法律，又是新到教研室，所以在最初的一年中，没有分配她讲课任务，只是担任几个班全课的辅导工作，她对此心里有些不高兴，因为在天津时她讲理论课很受在职干部欢迎，而在这却不安排她讲课。但即使心里有想法，我们也不好向组织提出，只能默默接受。
另外，妻子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经常感冒、发烧。她在重庆市干校工作时曾患过肺结核，后来治好了。她在天津工作时常出现感冒、发高烧的情况，有时一下烧到40摄氏度，我因为在北京照顾不了她，她只能由同住在集体宿舍的同事照顾一下，另外，她自己也是比较坚强的。调北京工作后，她也不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先后去北医三院、海淀医院做检查，发现这些症状是由于肾的病变而引起的，后来她在海淀医院做了右肾切除手术，经常发高烧等症状才消除了，但她在后40年中，身上只有一个肾工作了。
到帝国主义政治教研室
1963年，我们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对教研室结构进行了调整，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政治学教研室外，还新增了帝国主义政治教研室、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教师队伍也做了调整，我被分到帝国主义政治教研室，担任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是叶宗奎，他留校比我早一些，之前我们都是政治学教研室的。（1983年他担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1986年起至退休，他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当时中国高校中有三个国际政治系，人民大学侧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北京大学侧重于民族解放运动研究，复旦大学则侧重于帝国主义政治研究。
当时我妻子仍留在政治学教研室，没有变动，这之后，她担当了讲课任务。而我到新教研室后，得去了解一些新方向的知识，同时，因为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不断下厂下乡，真正能安下心来做学问的时间很少。在帝国主义政治教研室中，我们主要研究美帝国主义，重点是研究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但政治运动对该课程的研究和授课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