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虽然没被游过街，也没被戴过高帽子，只是被陪斗了一次，但因自己是剥削家庭出身，有时也害怕红卫兵来抄家，于是我将与妻子的“两地书”付之一炬。这多是我与妻子分居重庆、北京和北京、天津两地期间来往的书信。我们很珍惜这些信件，但为保险起见，我还是下决心烧了，这种做法，妻子是反对的，但我最后还是偷偷将信件烧掉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文革”中，武斗时有发生。当时，“新人大”与“人大三红”各占一座楼，相互对峙着，武斗发生时，几秒钟内，几个学生的宝贵生命便结束了。其中还有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学，是当“战场护士”的角色，被长矛扎死了。消息传来，待我要去看看究竟时，人已抬走了。这件事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由此，我也想到了古代战争比现代战争更残酷。在为学生的死去感到惋惜时，我也为“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搞法感到焦虑。当时全国都乱了，我的老家重庆等有些地区甚至在武斗时动用了枪炮。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才有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
武斗将“文革”的灾难推到了顶峰，工宣队及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开始结束两派斗争的混乱局面。此后，我系两派之间响应党的号召，又联合起来，斗私批修，做自我批评，从而成了我校大联合的模范单位。虽然之前有过隔阂，但此时两派之间又逐渐亲密无间了，依旧是很好的朋友。
通过亲身经历“文革”中的这些事件，我自身有着颇多感受。“文革”中，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发生武斗，将这些实际情况与理论联系起来，我得出一个看法，即中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两党制。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现许多政党，一时间军阀混战。假如，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都以自己的路线为正确路线，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性，甚至不择手段。“文革”中两派斗争正是这样，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核心则是为争夺本单位、本部门的领导权，所以才有了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当然，归根结底是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带来一场灾难。
参加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劳动
1969年夏，系里派我带着两个班级的部分学生与其他系师生一道前往位于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即后来的燕山石化）参加建厂劳动。劳动时，大家紧跟毛泽东思想，响应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号召积极参加劳动。
劳动时，领导将最重的任务分到了我所带的学生队伍中，让我们推水泥车。当时生产工具落后，浇灌水泥时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只靠着简易的小车，车上设有挡板，我们先用铁锹将水泥装进车中，然后推着车子到浇灌场地，可以说，这是建设劳动中最重最累的活之一。好在当时我的年纪不算太大，只有36岁，身体还可以，我就跟着学生一起埋头苦干。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有3元钱的补助，可以吃得较好，甚至可以吃上一份熘里肌。但我还是把补助款捐了出去，具体是哪类捐献活动我已记不清了。
到江西“五七干校”
1969年秋，我们全家去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离鹰潭较近）并在锦江镇临时安家。即将离开北京之时，我感到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北京这么多年，连长城都没去过。当时，我们担心去江西之后便回不了北京了，所以认为以后可能也没什么机会去长城了。原以为，反正就在身边，要想去还不容易吗？所以反而一直没去。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去长城交通不很便利，这与去颐和园、故宫等景点是不同的。
全家离开北京之时，真可以说是连窝都端了，北京的家没有了，连一片纸都没有留。来到江西余江县后，我们的新家被安置在距离劳动地点几十里地的锦江，是租当地老乡的一间简陋的屋子。4岁的女儿由“五七干校”办的托儿所照管，我和妻子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住上两三天，又集体回到“五七干校”所在地，全校下江西的教职工情况都是如此。1970年夏天，江西发大水，家中受淹，还好东西提前被搬到了阁楼上，没有受太大损失，其后，我们另迁了住处。
来到江西农村之后，我们这些人主要分为三队，第一队负责开荒，将荒地改为水田，平整土地，锄草，灌溉，犁田，积肥，农活是艰苦的；第二队主要打石头，建房子，因当地建房子多用石头，所以打石头也是很有必要的，打石头的活也很累；第三队负责种茶树等，这相对算是轻松一点的活儿。我分在开荒种稻田的队伍里，当地土地贫瘠，我们开荒犁田，费了很大的力气。开荒种田时还有一件事，照现在看来，是有些不可想象的。那时南昌的一个公园正好要清理多年沉积的淤泥，这些淤泥可做肥料用于田地中，我们这些劳动力便去帮忙装车，然后运到南昌市火车站，再由火车运往余江县离农田最近的火车站，之后再卸下来利用手拉的板车走七八里高低不平的路运到农田里。整个过程，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但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了下来。
在艰苦劳作的同时，思想上我还是为国家和自己的前途而担忧。结合整个社会环境，我当时的内心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甚至有些原先自己很敬佩的老师也受到种种打击。那个阶段中，我看不清未来，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到底能不能回北京。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毛主席又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话。至于解散人民大学的真正原因，我们一直搞不清楚，当时有秘密传闻说这是因为人大有些老同志知道江青、张春桥在上海的底细。人大解散后，我们感到毛主席及中央不太重视大学了，因当时全盘否定和批判了解放以后的教育路线，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此外在江西劳动时我们还听到一个传闻，说是人民大学的所有干部将分到江西省各个县市区当基层干部，也就是人大不再复校，我们也不能回北京了。听说对这件关系人大教职工命运的大事，当时“五七干校”负责人崔耀先（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对江西省负责人汇报时特意强调了人民大学干部队伍中17级以上的有几百人，比有的省级单位还多，而且其中有很多老弱病残。江西省领导一听，觉得若是将这些老干部留在江西，得花费多少财政经费？所以打消了将人大教职工分散到江西基层的打算。
此后，我们有五十人左右第一批离开了江西，被分配到北大、清华，我与妻子便是这一批的。1971年1月离开后，我和妻子都调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工作。这是值得开心与庆贺的，唯一的遗憾是，在江西待了这么久，我没能去井冈山、庐山看看。
第一批到北大国际政治系
1971年，我和妻子同时被调往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工作，北大是名校，国际政治又是自己的老本行，所以，这次工作的变动还是令我感到很高兴的。同时，我也为身边的一些同事感到惋惜，他们各方面条件还是很好的，有的只是因为有海外关系等原因，所以受到了牵连未调，这是极“左”思潮在干部路线上的反映。总体来说，这次工作调动还是令人满意的。后来，1972年、1973年，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决定人民大学教职工全部陆续回到北京，我们全系的几十人都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人民大学的其他系、所的教职工，按建制去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