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四清”运动
1963年，我带着学生到北京顺义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可看作是“四清”的前奏。1964年冬，我又带着学生参加了“四清”运动。
当时，吴玉章年岁已老，中央调了解放初担任云南省省长、后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郭影秋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中央对人民大学还是很重视的，所以在开展“四清”运动之时，人民大学的任务也是繁重的。1964年冬，人民大学师生兵分三路，由校领导及系里有关领导带队，分别前往山西、陕西、湖南三个中央试点的地区参加“四清”工作。我们系师生到达陕西省长安县，之后，我被分到条件艰苦的抱龙峪担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队长则是当地干部。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住在条件最差的贫下中农家中。有的贫困家庭是因为家中有病人或自己有病引起的，但也有的是因为自己不上进而造成的——当然，当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强调他们是依靠对象。
在长安县搞“四清”工作，对我们也是一次艰苦的锻炼，这次下乡可以说是我平生所经历的下农村中最艰苦的一次。我所在的村抱龙峪在山里边，非常贫穷，我们在那每天吃派饭，只能吃到一些稀得像面汤的粥，外加一些咸菜和辣椒。要靠这些吃饱是不可能的，上级为此给我们补贴了点粮票，买了面粉做一点炒面补充，以示照顾。但当时我们的纪律还是很严格的，可以以一例为证。那是个盛产柿子的地方，若按现在的观点，花钱买柿子对当地老百姓是有所帮助的，可当时这是明令禁止的，所以在那里几个月中，我们一个柿子也没尝过。
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时留影
（前排右一为石永义，左二为工作队队长）
关于“四清”，后来的评价是：“虽然对于解决干部的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也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39页）的确，我的体会便是这样。扎根串连开始后，干部一个个审查过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时认为这是为了反修、防修，却没有认识到“左”的偏向。
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时留影
此外，还需谈到家庭方面的一些事。1965年11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在此之前，还有一段故事。我们想要个孩子，但玉萼只有一个肾，担心生育影响身体，正好当时我七姐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因前面已有三个儿子，我们便想把七姐第四个儿子过继给我们，七姐、七姐夫也都愿意。为此，我们还向人事处写了一个报告。不想，在刚得到批准的时候，妻子便怀孕了，所以过继的事情便搁下了，最终没把七姐的孩子要过来。
参加郭影秋校长的教改试点
经郭影秋亲自抓教改试点，1965届学生入校后首先要在工厂劳动半年，即属于半工半读性质。那时我虽担任着教研室支部书记的职务，但其实主要是在做1965届学生的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当时，施礼明教授是校办机床厂的副厂长，该厂就在人民大学校内，我就带着学生在此半工半读。当时全校1965届学生共有6个系6个班级学生参加这次半工半读试点，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团总支，我担任临时团总支书记，但实际上主要负责自己所带班的学生（当时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就在我们班上）。当时提倡向工人师傅学习，我也积极倡导，印象比较深的是向工厂尹师傅学到了不少东西。
那段时间，学生的思想问题很受重视，所以我在这方面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另外，在工厂劳动时，我还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因害怕出事故，我常常反复向他们强调这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在响应郭校长的教改试点上，我也花费了很大的心力。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1966年4月，爆发了震惊全党全国的“彭罗陆杨事件”，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打为反党集团。此事件就爆发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前夕，这之后在我们学校发生的比较突出的事情则是出现了一幅轰动全校的大标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郭影秋”。该标语张贴在学校西侧的一个食堂门口，那是我们系学生吃饭的地方，而写这标语的，正是我所带班级的学生。郭影秋不仅是人大校长，又担任着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要职，所以这张标语的影响很大。
郭校长在我印象中是挺不错的，能干、廉洁、深入群众、平易近人，这是当时全校师生的共识。当我得知贴大标语的消息后，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意外，另外，我又感到压力很大，主要是怕自己受牵连，但我自认为当班主任期间还是兢兢业业的，给同学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以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的，所以心里很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争取让班上同学把标语撕下来，我跟当班长的同学表明我的意思后，他却不同意——这时候，学生们已经不愿意听老师的话了，与之前的状态已完全不同。班上同学分为两派，一派赞成标语，一派反对，从人数上看，赞成贴标语的要多一些。因为这件事，党总支的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找我谈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我做了工作，他们也不听。”领导听后表示理解，因为他们也知道，此时老师说话已经不灵了。
不多久，整个学校都卷入“文革”的风暴中了，停了课，我感觉到暴风雨已经来临。此后，大字报、大标语更是层出不穷。我有时候也担心学生会不会贴我的大字报，因为在处理标语的问题上，我已表明了态度，因此，班上许多同学对我都有看法了。后来我受到一点冲击，一次批斗系领导的时候让我陪斗，都和这个有关系。之前，我在学生身上付出了许多感情，这时他们突然不相信我了，而且又担心学生们会写我的大字报，所以心情是很复杂的，周围的环境我也看不清楚，整个人陷入了困顿之中。后来，环境又有所变化，我渐渐质疑：历次运动中是“左派”的我，怎么这次成了“保皇派”？
郭影秋事件之后，学校师生分成了两派，一是“人大三红”的造反派，当时称“革命派”，另一派被称作“保郭派”，也就是“保守派”。“保郭派”后来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新人大”。实际上，我搞不清楚这次运动的方向。以前，我很重视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一直觉得参加政治运动是干部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这次我已经摸不着头脑了，有时我也贴大字报，依照中央的指示，批判彭、罗、陆、杨，但最初没有参加到学校两大派中去，可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当“造反派”了，莫名其妙地就变为了“保守派”。
被卷入运动中后，其实我的思想状态还是很矛盾的，最初不愿卷入两派的斗争中去，但即使这样，也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在当时，为表现自己的革命激情，我也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提出刘少奇是“头号走资派”，后来又给他扣上了其他一些帽子。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在批刘少奇的时候就把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拿出来，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实事求是地说，少奇同志的《修养》一书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争取入党及入党后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此时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已混淆了是非，在书中挑刺，把认为“有问题”的词语和句子都挑出来，证明刘少奇当年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大毒草”。“文革”中，我所做的主要的一件错事便是错误地批判《修养》，我们写了一两万字，当时学校出版社还将它作为内部材料印了出来。那段时间，校中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处于中间状态的我后来还是参加了“新人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