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老师规定，谁来了把名字写到黑板上，迟到了站一堂课。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工友刚把炉子烧着，我们就围着炉子待着，说：“今天丧气死了，总见死人。”我同学说：“我们家要是没有我妈揽活做，我们都得饿死，我爷爷那么大岁数，我爸是书生也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也差不到哪去，也挺难过的。”我还说她几句，我说：“别说那话，你妈多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给人家砸鞋口，给人家加工，挣点钱，供你们三个孩子念书。”我这同学后来可有出息了，当了科学院的研究员，解放后都上报了，就在上海，跟我特好。就我们胡同来讲，我去找她合适，她家在我们家前三个胡同的位置。我妈说你怎么这样，总是让人家来叫你，你应该上她们家去。她特别老实，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就跟在我后头。
到中学二年级她就念不起了。她妈让她去飞机厂当学徒工，去了四十天，我们老师都为她惋惜。我上她们家，她妈说实在供不起了，她也自愿当工人了。她早上四点走，晚上十一二点才到家，飞机厂那儿没有车，来回要走四十里路。她带了两盒饭，去了也没有办法热。我去看她，她就跟我哭，说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回到学校就带头捐款，我说我捐一块钱，有一毛两毛都捐，捐了当她的学费，后来一数我们才捐了50多块钱。一个学期是90块钱，还差40多，哪儿够啊。最后我们有一个数学老师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她有点旧观念，对满洲国特别不满意，她数学好，在我们老家附近弄了几间房子办了个数学补习班，都是晚上上课，收了点学费，有点额外收入。后来她一听说她这个情况，就给她补足了学费。这样就让她又上了一学期。
后来我就离开沈阳，我三年级去织布就没有回工厂，到华北来上学来了。后来我回东北的时候，是四六年的年底过年，她考上女一中了，就是国民党时代的女一中。我同学里苦的挺多的，不是说生活都那么美满，但他们学习都特别好。
我人缘广泛，谁都跟我挺好。我有几个好同学，家里都比她富有，起码都是能够吃饱饭，不至于交不起学费的。她是最好的学生，可是家里是最困难的。我们家那时候孩子多，有一天我父亲就说租户没有工作，送了点花生给我们。我妈就说去给你同学送点花生，我就用书包装着送到她们家去。她妈就说谢谢大姨，都挺贵的。我说什么贵呀，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就把这些生花生给她们，她们都挺感激的。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送点土豆（那时候满洲国土豆、白薯什么都没有，都买不着），就给她们送点。她跟我关系特铁，特别好。
我从不瞧不起别人，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穷的富的都要同等对待。小时候，我们姊妹同学都挺普通的，太阔气的我们也不理她，我们也不攀。我们小学有个同学，叫宋某某，那时候是五年级，我们班主任是男的，叫孙老师。上课孙老师在前面写板书，就听见总有声响，桌子盖被掀开了，老师耳朵也灵，屋里静悄悄的，说什么响呢？也没理她，转过头又写。他就听方向，拿粉笔头一下子就能打到同学的脑袋，大伙儿都停下来看热闹了。老师走过去了一掀，一看是一包花生蘸，那年头谁能吃到啊？她就吃到了。老师说站起来。（我们学校女生是一到六年级，男生是一到四年级，男生四年级毕业就上大北高校。）她站起来了，老师就把那一包花生蘸给扔到纸篓子里了，她不在乎，把桌子盖打开整理整理书包，一背书包打开后门就回家了。老师也没理她，同学说她走了，老师说爱走不走。
走了老师就倒霉了，晚上老师还没下班呢，他家还有媳妇儿孩子，结果下班回家出大门，门口摩托车等着他呢，是宋某某她哥哥。她哥哥在宪兵队，不知道是队员还是队长，就把孙老师带走弄到宪兵队去了。她哥在那儿把老师嘴巴子都打肿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妹妹在你班里，你就这样对待她，今天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就把孙老师给拘留了。校长第二天早上发现这事了，因为他媳妇儿找校长说昨儿一晚孙老师没回来，那时校长也不知道，附近住的学生也不知道。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了，校长来上课，我们早上第一堂课都自习，校长叫我领他们读书，说孙老师暂时来不了了，他也没说怎么了。我们就高声地念，我念一句他们念一句，读完了以后下课，第二堂课老师还没来，我们就到教研办公室去。后来校长把我叫去了，说你们下一节课，由沈老师带课，让我跟同学们说孙老师病了。沈老师说你放学以后到师娘那去一趟，说孙老师给押起来了，究竟什么原因不知道。校长也没功夫去，我下课就跑去了，师娘还哭，说两天没有音信。她说孙老师就是脾气不好，老爱得罪人。三天以后孙老师来上课了，头发、嘴上都是大泡。他还是那么牛，这个老师脾气特别不好，就说宋某某你仗势欺人我不怕你。来了大伙儿问老师你好，老师嗯一声，就接着上课。大伙儿谁都不知道，就我知道，宋某某那天回去就告诉她哥哥了，当天晚上就把孙老师带走打了一顿。你说教书的先生日子也不好过。
跟这些不幸的人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在纷乱的世道中虽然也受了很多苦，但是没什么大灾大难就这么过来了，这要感谢父母的悉心照顾。
青葱年岁•日本时期的学习生活
上初一时，校长就选拔日语好的学生送去日本公费留学，一年级选上我。我们四个班叫松竹梅兰，我是松班就是甲班，就让我去日本学习三年，等于上初中。日本叫女高，就是学好了可以留在那上高中，然后考大学，公费读，这就是所谓的中日亲善，表示跟中国友好。我去一个，二年级去一个。我回家商量，我父亲说去了把你卖了，不能上那个国家去，要念就好好念，不念就回家。我妈妈的意思说去就去，是难得的机会。我爸爸说能学出什么来，日本人有什么好心眼，他特别反感把女孩子送那儿去。一高二高三高都挑了两个，一高里有我大姐的一个小姑子，她去了三年赶上原子弹爆炸，就给送回国来了。送回来重新插班学习，回来上的女一中，高中毕业考的大学，学的是煤炭。
一年级我们还能上课，一天七节课，晚上天黑了才放学。没有正经课：三堂日语课，两堂家政课。家政课就是做饭，穿上白大褂，戴上帽子还得交钱。我们学校有造厨的地方，每个组都有煤气、橱柜、炉台、餐具。都得自己单独交钱，老师派人买材料。学的是日本料理，现在的寿司我们都会做。做日本的小豆包，江米面的东西，要不就是大虾炸的那个，拿笊篱弄，做好了大伙儿吃。要不就是缝纫，缝纫室一人一台机器，一人几块布，就弄到一起来回转；还有织毛衣，给你一个样品照着学，那些样本都是日本的硬纸壳，给你一个，就学这些。文化课也学，但很少。一个星期有两三堂数学课，学珠算；那时候政治不叫政治，叫修身，也讲孔子、孟子，但是用日本的观点给你上，讲什么敬神，讲道德，学生也不爱听；语文学《论语》、《古文观止》，老师姓白，我们叫他白夫子，老头戴着眼镜，也管不了学生，大伙儿谁也不认真听。
没事就派我们出去劳动。一会儿上军队药场，学包药：一人给一个木头轴，纸都是用蜡烛冻过了，现在消化的药，十片一包，就跟卷糖似的，就这么一个小木头卷，一桌一个，都给你弄好，药给你放一盘子，都戴上白胶手套，拿上药，破的一律不让装。一到下工的时候一大盘子的药锭子，都给太平洋战场送去。还有就是咱们现在药房的药口袋，一日几次，就拿日本的小筛子，一弄一百粒，拿糨糊一糊。学生谁不会啊，就干这个，一干就是一天。要不就弄碘酒、红药水、酒精，还有岸炮是注射的，要求更严格了。找我们同学中比较稳重点的上去，那都得戴口罩，穿上隔离衣上去，一做就是一个星期，就去日本军队的药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