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作哪儿来的大米？他爸爸是学英文的，过去是给人家英美人当翻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住在沈阳的英美人，一律都被日军集中起来入集中营了——不管你是哪行的，都得集中起来。因为是敌对的国家，日本人不给他们自由，但也给他们配粮食吃，就是谁也不许出来，外边都是日本兵把守着。他爸爸因此失业了，没有钱怎么办？老丈人就在山东和大连交界的地方种地，来看外孙外孙女，偷偷地装了一小袋大米，一共也没有二斤，带来就放着。他妈一直也没舍得给谁吃，说谁病了给谁吃。
特务们进去翻了个乱七八糟，就翻出一个小毛巾口袋装的一点米，于是就把她妈带走了。这妈抱着病孩子上了摩托车，夏天她还穿着短袖的褂子，（普通家庭妇女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家做的）连衣服都不让换就给拉走了。那几个孩子就追着摩托车哭。她长得挺白的，抱着孩子。她的丈夫为了谋求生活在外边去找事做，她娘俩就给拉走了。到宪兵队用整股的香拷问她，烧她胳膊，就问：“你说不说？不说烤你！”他们拿整股的香这边烤那边烤，把她烤的回来以后全是大水泡，两个胳膊底下全是黑乎乎的，那女的就哭。他有个弟弟在沈阳做洋外柜，挣钱不多，就帮姐姐养这几个孩子，弟弟每个月的开支，自己都不怎么花都给姐姐送来。这弟弟一听姐姐给抓起来就急了，知道是大米的事，就赶快筹集钱，往宪兵队送了三百块大洋，才把他姐姐保回来。回来以后大伙儿看她那胳膊就说快治去吧。这女的是黄县人，他弟弟气得在屋里骂：“我们娘们犯了什么罪了，这么折腾我们？”骂也没有用。其实就是一口大米饭给惹的事，你说那年代的日子怎么过啊！这都是发生在附近街坊身上的事。
太平洋战争时期，粮食都统治了，煎饼铺就关门了。后来我妈去买菜，煎饼铺老板的老伴儿是山东人，还是小脚，出来也买菜，就跟我妈说：“她大姨，我儿子现在弄了点粮食，我们在自己的后院里摊煎饼，但是不敢卖给不三不四的人，知道你们是老户，你要要，上我们家买，没有白面的煎饼了，现在都是高粱面的。”我妈说：“多少钱不管，可是有一条别泄漏了，泄漏了就不能活了。”她说：“谁那么缺德给你报案去。”我妈说：“我们家孩子多，免不了买你的。”那时候就像秘密联络点似的，我妈回家弄个新毛巾，弄一个口袋，一去就像串门似的进他们家里院了，一看山东的小媳妇儿，扎着红头绳，一根辫子，那时候没有驴，都是自己推磨，磨出来自己摊煎饼，一天卖一口高粱，人家就买个二三斤的。我们买回来煎饼不用炒菜，吃点就行了。
那天我三弟弟来了，说让他去买一趟煎饼。那时候他三四年级，我妈说：“你去可以，看周围要是有人跟着就别进去，另外买完了，你拿着煎饼回来也别紧张。”三弟弟挺聪明的，他就去了。我妈在家做芹菜炒细粉，还有酸菜什么的，就等着煎饼。怎么等也没回来，我妈说这孩子别出车祸了，刚要出去，就看见他进来了，空着手，包还在那卷着呢，钱也卷着呢。我妈问：“怎么了？不卖给你啊？”我三弟说：“不是，是出事了，那个大哥给抓起来了”。我妈说：“就是少掌柜啊”？老两口小两口没孩子，就半截开不成了。老奶奶老爷爷两个人哭呢，没粮食了，没法摊了，就因为少掌柜买粮半路给抓起来了。我妈说这可真是多灾多难呢，我们还指望去这家经常买点煎饼吃呢。
后来好几天，我妈说去看看，结果去了一看，那一家三口在那儿哭，几天都吃不下饭。我妈说：“别着急，打听吧”。我后来上了华北，日本投降时我在天津。就在日本投降前一天，才知道他儿子在哪儿，这都多长时间了，小一年多了。后来有人知道说就在大南门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地下室里。老头儿老太太知道了，一看日本投降了高兴的，说这好了，儿子能出来了。说明天日本投降了你们就去接儿子吧。老头儿老太太和媳妇儿换上衣服，拿上吃的，就去接了，这些丢家属的都去找了。就在前一夜里头，日本人把这二百多人囚禁在地下室的牢房里——都是水磨石的地面和墙壁，上面都是铁柜——把机枪放在那儿往牢房里打。有的中国人在里头当兵的，不接受日本人杀人，说真着急，眼看明天就能回家了，日本人还要杀人。但是日本官命令他们四面扫射，二百多人在里头来回跑，可是根本躲不了，就全部都被打死了。
第二天三口人来接儿子，却找不着人。满墙的血，打开牢门，大伙儿进去找尸首。就差几个小时都不饶，日本人太坏了，这都是亲自知道的。后来我们偷偷吃他们煎饼的人都去看他们。这个小媳妇儿也不推磨了，红头绳变成白头绳了。我妈说看这小媳妇儿，丈夫死得这么惨，都是跑粮食，弄煎饼给大伙儿吃弄的。少掌柜是被逮着的，那时火车站、城墙把门的都是特务。最坏的就是朝鲜人，朝鲜人竟当汉奸。日本人倒不见得没给你粮，给了粮都被你给换了，卖了粮换钱花。老百姓的苦没法说。那几年我妈愁的，本来我父亲就馋，从小到大也没吃过不好的，后来变得非常瘦，太平洋战争那几年，我爸爸瘦得都没有人样了。
那时候买不着棉花，棉花也统治，什么都给日本人了，老百姓连一尺布都不分配。如果我们学生去，一年还能给我们六尺布，都是透亮的布。一年给老百姓大概一人一块布，就跟麻袋一样，跟德国法西斯把战犯的头发给剪下来纺织做的布一样，就是破烂棉花，一家给一块，那能做什么衣服？也没有棉花。我们家孩子多，也没得穿。我母亲家里头过去是富商，嫁我们家也是门当户对。我妈常夸我姥姥，说你姥姥真有预见性，给我们做了这么多棉袄，皮的、棉的、夹得都做了，整整做了一年的衣服，把乡下会做活的亲戚都叫来了。光鱼白的袜子、布袜子、棉袜子都做了多少双。光棉花棉袄做了200套，都是细布的，有点花纹，带点金线，铜扣子。后来我们家真没辙了，孩子多都冻着，一到秋天我妈把我三姨叫来，他们没儿没女，但她会做活，我妈不会，她把我妈的新棉袄拆了，都是细线做的，密着呢。拆完了洗，洗完了再拿染料煮，里子再拿旧的，棉花都弄得薄薄的，都给我三姨拿走了。还是新棉花，那时候棉花也好，手艺人做的也好。
我妈说多亏你姥姥。
我一辈子没穿过什么好衣服，我大姐二姐三姐都让我捡她们的破烂，破烂都是好的，娘家婆家都是有钱人。我上学时穿的小棉袍老师给我外边套个蓝大套，里头里子特别好，都给改了，我尽捡了。有捡的就不错了。我弟弟就穿我妈的嫁妆衣服，上面还得做罩衣。胡同街坊家里的同学都说，你们家真有底，到现在都能穿上新棉袄。
还有上小学的时候，冬天外面雪大，附近有一个同学老是班里第一，她家过去也是书香门第。可能父亲死得早，妈妈守寡，她有爷爷没有奶奶了，就在她姑姑家看夜班，拿点工资，这样维持他们家三个孩子的生活。她们家吃高粱米、咸菜，根本看不见他们家做什么好吃的，但是她书念得好。我和她每天都一起上学。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俩天天早上上学也得走大北关的门，雪大的像刀子似地划脸，我们都戴口罩、尼子帽，穿的都是学校发的衣服。后来走到大北门，城门关着，那儿都是叫花子，我们又小又没有力气，这么厚的大城门，怎么也拉不开，使劲拉才拉出个缝，就是有点亮。我们一看城门的角落有很大的雪，里头有一堆什么玩意，进去一看，雪堆里埋的都是死人，脚丫子、手都是黑紫色的，当时把我们吓得从门缝里钻出去就跑。大早上天蒙蒙亮谁不害怕啊。城外往我们学校那边就有环形路的有轨电车，电车还没有出来，我们使劲跑过马路，两人一边跑一边说：“咱们今天真倒霉，看见那么多死人，还不知道昨天他们冻死前有多难挨呢！”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就快爆发了，都是全国各地逃荒到东北要饭的，没有衣服穿的，冻死饿死的人。刚过马路，迎面过来一个清道夫车，日本时期，我们叫清道夫，就是现在清洁工（一个人给一个木头车，后面一个箱子，上面用白旗子写的字，挺长的车，就一个又瘦又老的老头，还穿着清道夫的坎肩，都是绿底白字，那样就算有职业的了）。我们一看车上全是死人，有的都没有衣服，这个伸出个脚，那个脑袋在旁边，一车冻死鬼。我们俩说真倒霉，今天总是遇到这个。我们就捂着鼻子往学校跑，我们总是第一第二个到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