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检查完的时候，都有小孩子不愿意，他们就会骂我，“你有什么权利？你写我坏？”每每这个时候，老师看到了就会不愿意了。那个时候老师都打人的，就是扇嘴巴子。老师看到他们欺负我，就会边打他们边骂，“还是你不干净不卫生啊，你要是干净，他能给你写坏字么？是我叫他写的……”
那时候的课余生活是很单调，平时也就是组织他们跑跑步，我给他们喊号，领着他们跑。要是升旗的时候，我就去升国旗，他们就唱国歌。那时候不叫少先队，叫少年队，或者红小兵，是后来才改叫少先队。我当时是全村学校的大队长，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我哥哥上学，就是玩儿。他比我大5岁，可是之前也一直没去上学，都是我父亲在家辅导的，就是写一些毛笔字，所以我哥哥只比我高一个年级。
乡里的干部那时对我也特别好，还记得开地主会的时候，总是母亲去开。当时乡里的干部就提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会说些什么，既不打也不骂，还让我告诉我母亲别害怕。
挑起生活的重担
——生活，让我过早成熟起来
过了没多久，我哥哥把老婆也一起接到教书的地方，家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还有我的妹妹。哥哥的地都给我们留下了，所以农活特别的多，我和母亲都很辛苦的劳作，还求我舅舅一起帮忙干活，他帮我们请了别人来耕地种庄稼，我们来收割，非常的累。后来我嫂子生第一个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就被送到母亲这边来，他们认为在我家有田地，所以心安理得，觉得自己回来吃回来喝，都是应该的。可他根本不去想想，是谁在种地，那些吃的都是谁种出来的。我母亲照顾他老婆半年多的时间，他们才肯回去。
嫂子坐月子的时候，母亲给她买五斤多的大草鱼，她一顿就吃完了。我妹妹当时才两岁，嫂子一口都不给她吃，嫂子的母亲当时也在我家，就在旁边说：“闺女别这样，给你弟弟妹妹吃点。”但她根本不给，我母亲对她那么好，她也没给我母亲吃过一口。我母亲还给她杀鸡吃，我和妹妹连口鸡汤都喝不上。当时我们去买盐买油，买煤油点灯，都得用鸡蛋换，我家老母鸡下的蛋，无论下了多少，她全都吃光，一个不给我们留。
孩子满月的时候，我哥给家里寄来15块钱生活费，我跑去离我家很远的邮局取回来。我嫂子十分吝啬，把钱全部自己装起来，带着孩子在我家吃喝，走的时候，一分钱都没给我们 留。等她做完月子我把她送到我哥那边，她还说我们对她不好，说一针一线都占不上。她特别的毒辣，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还嫌没占上我家的便宜，说我们坏话。我哥特别相信他老婆，第二天就把我给撵回来了，走的时候就给我一块钱，我到家得走100多里路，一块钱还不够我路上吃饭的。那时候我已经十六七了，就在路上买了一个烧饼吃，跑回家来了。
我嫂子非常的胖，而且不爱干活，特别的懒散。他们感情不好，有时候我哥也打她骂她，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就这么混着过一辈子。
每次到了收获的季节，哥哥就故意在我们把活都干完的时候才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晒麦子了。我那时候还小，不懂得这些，看到他们一家子四口人都回来了非常开心。但村里的人看不惯我哥一家人这样做事，都指责他。当时，农村到了收麦子的季节都要放假，学校里面也不上课，我哥早就放假了，但就是不回来。家里的地多，我和母亲每天带着小妹妹去农田干活非常的辛苦，我妹妹太小什么忙也帮不上，邻居看到了特别同情我们，经常帮我们做一些农活。
收麦子的时候，我们得把麦子用驴运到晒麦子的场上，往驴身上抬麦架子时，我们娘俩抬不动，我三叔和附近的堂哥在旁边看热闹也不来帮忙，后来还是一个姓孙的邻居看不过去了，帮我们抬上去的。我哥哥一家人什么活都不干，还把老婆孩子放我们这吃住，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母亲体力不支，实在受不了了，就跟我们入社挣工分了。但是母亲是小脚，别人每天挣12工分，她就只能挣4分，所以母亲又去给人家当保姆看小孩儿，一个月挣18块钱。
母亲住在雇她的人家里，我和妹妹在家。因为出身不好，干活就受欺负，同样干一天活，贫下中农12工分就给我10工分或者8工分，那时我身体也不行，特别瘦，干活有点吃不消，而且还总挨骂受气。当时入公社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住的房子大，村长就找乡里的人来了，他说，“你得住在小屋，这个大屋得喂牲口。”我当然不想走，但是那种情况就是“你不想走也得走，不走不行”。我们村有两个流氓指桑骂槐，有时用手指着我喊“地主羔子，不好好干活”，我反抗，他们俩就骂我打我，村长也不管。太受气了，所以我就特想找个别的工作。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欺负我，还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们的。我们有些邻居，都是很好的人，经常来帮忙。老王就是其中一个，有时候我自修房子，他就会说：“兄弟我给你修，你别害怕，我给你修。”修完了连饭都不吃我们家的。有的时候我们家东西坏了，他拿着东西就给我们修去。还是好人多，坏人少，毕竟对我们好的人比欺负我们的人多。
农村会计
——那段痛苦而又挥之不去的记忆
五十年代，各行各业经常向村里要工人，我是地主出身，所以好多工作都不让我去，当时有个煤矿要在我们村庄招20个人，只要贫下中农，地主出身的人根本不让去，我就特别受歧视。
我哥哥开始时也不管我，后来，我嫂子和她孩子五口人入社了，嫂子带几个孩子，没法挣工分，每次都用现金买口粮。哥哥舍不得钱，就把我叫到他教学的村子里当会计，表面上还说是因为看我在家也挺困难的，母亲在外面当保姆，我自己在家也受人欺负，他给我找的工作，但实际上，是因为这样我挣的工分，就能给他们家发口粮了。我去了之后，他们家五口人的粮食都不用花钱，而且还分柴火。当时我哥哥一个月都40多元了。在1957年以前，一个月能有40多块钱工资也是很有钱了，可他就是这样抠门，根本不舍得花钱。
当时妹妹太小，我就把她送到了姥姥家，自己去哥哥那边工作了，那是1957年，我19岁。我在那边上班，吃饭的时候和我哥一家人一起。他们家里一个月炒菜超不过3次，每天我都要给他们做饭，吃一些咸菜之类的东西。农村买的小米都带壳，哥哥就用小米的壳去推煎饼，糠都在里头，根本不把糠去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可以省下一些粮食。可是省下来的那些粮食，等再吃的时候，也就都不怎么新鲜了。我哥把那些好的粮食都单独留起来，他们几个自己单吃。
他那时候是吃国粮库的，有大米、有细粮，他买了以后就给他的孩子们吃。他把蒸好的馒头之类的食物放在厨房的门后面，用东西盖着。我一看就知道了，他根本不给我和妹妹吃。
到了秋天，分给我的粮食、地瓜我都给哥哥了，他们都很高兴，我很想念母亲和妹妹，就回姥姥家看看她们，村里给我六元钱当做工资，我拿着钱就回家了，呆了一百天。由于我姥姥也重男轻女，所以对我妹妹并不好，在我打算回我哥哥家的时候，妹妹坚持要和我一起走，因为很心疼妹妹，母亲在别人家当保姆，也不能照顾她，我就自作主张把妹妹也带到了哥哥家，哥哥嫂子极不情愿，给了我们很多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