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不愿意下井，我就不给他好好干，经常休息。这一休息，孙村煤矿的人也看出来了，打算下放我（就是现在所说的下岗），但是我是城市户口了，不准许下放，而井上的工作，都已经被有后门的人干了，我要想继续上班的话，就只能到井下。我还是不愿意做井下的工作，就回家里呆着，单位每天给我6毛钱的基本生活费。后来我就跑回去看我母亲和妹妹。在我去矿务局工作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和妹妹把户口随着主人家迁到兖州了。因为我那时还是单身，每月赚钱都给了母亲，所以她不再做保姆了。
进入铁路局
——“痛”并快乐着
1963年3月份，就在我天天在家呆着的时候，东北的铁路工程局招工，去修铁路，我很兴奋的报了名，当时我想修铁路也比井下工作强。铁路局招工的人上煤矿人事科去了解情况，矿务局人事科的人说我是干部身份，铁路局不要干部身份的人。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不好好干活，他才这样说的。我十分生气的去找做假证明的人，他说我又是会计、又是出纳员、又是签到员的，肯定是干部，但是根本没有给我定职，如果我真是干部，也就不会下井干活了。当时我年轻气盛把他骂了，最后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去了东北铁路局工作。铁路局的人答应要我以后，我就把下放手续给办了，那时候下放，按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工资算，给了我400多块钱的下放费。
当时铁路局通知4月出发，母亲怕我冷，给我做了皮袄，还做了一条棉裤，我拿了一箱子的东西，棉衣铺盖，同事里我的东西是最多的。
我们先乘车到沈阳，再从沈阳换车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做小客车再倒车。一路上颠簸着十分辛苦，住的全是大通铺，4月份的东北气温还是零下10度左右，下着大雪。中途有的人受不了就造谣，说是把我们弄成劳改队了，有一个小伙子就想回家，因为他妈妈曾拜托我照顾他，我就鼓励他坚持住，让他相信共产党，不要听信谣言。经过了一番辛苦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单位对我们特别热情，还特意写了一个大标题：欢迎参加铁路建设。
虽然大兴安岭的气候条件不好，总是刮风下雪，地上全都是冰，我们做的还挺开心的。东北的伙食主要是窝窝头、高粱米和大馇子，一个月只有2斤白面1斤大米，不过我吃的还挺习惯的。在那工作了大半年，又到了冬天，由于天气太寒冷没法再干活，单位就给我们放了100多天的假。我拿了工资，开了免票，带着高粱米大馇子特别高兴的回到兖州，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放假期间也发工资，发了150多块钱。假期结束我又回到了东北，那时候铁路上给我们发火车票，家属也可以用，我就给我母亲弄了一张常票，她出门就不用花路费了。
做了一年多之后， 1965年10月西南大建设，成都到贵阳、成都到昆明还有昆明到贵阳的铁路都需要修建，我们就被调到贵州。那时南方吃的是大米白面，所以大家伙都特别高兴。那边的方言很有趣，管比自己小的女孩叫妹妹，熨衣服的烙铁不能叫烙铁，锤子不能叫锤子，都是有讲究的。
我们先到贵州的遵义落脚，半年之后修通了川黔线，又去了贵州的西南部修贵阳到昆明的铁路。西南地区的待遇比东北地区略微差一点，一天少一毛钱，一个月42块钱。当时有人不愿意，我作为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写了一篇文章，号召大家不要在乎这一毛钱，领导们都说要向我学习。在贵州做了一年多，修通了贵昆线，我们就去了四川的大凉山修成昆线铁路，大凉山是彝族的聚居地，彝族有很多自己的生活习俗。比如说男的在河边钓鱼光着身子，平时还穿裙子，女的在河里洗澡站起来什么都不穿，我们都觉得十分惊奇。
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我抬台子，脚底下一滑，就把腰给扭伤了。当时没给我报工伤，只给我了几天休息的时间。后来我的腰就越来越疼了，我找了二十年才找成，一直到东北，才给我补报的工伤，补了我300多块钱。
那时候我在铁路局里已经不算有文化的了，因为还有高中的、大学的。但我是团员，所以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后来我进了团支部，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主要是搞搞宣传，就是教育人们好好工作。有的时候还演一些宣传的小品。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不演男主角了，因为会唱的、会拉的，会特长的人很多，个个都比我强。
当然，即便是这样也会让我演，那时候，我已经跟我的第二个老婆结婚，她年轻，长得又好看，所以她也一起演，也是演小品，还唱豫剧。
遭遇文革
——出于无奈，但又饱含充实的生活
在大凉山干了半年多之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文革派、保皇派还有保守派，都是一团乱。后来就开始武斗，两派相互打架，还跑到解放军的军区抢枪，被解放军打死12个。那个派的人就做了个大棺材，用12辆大卡车装着12个被打死的人游行示威。当时天热，还给每个死人安排了一个女人扇扇子。游行完了给这12个人修了很大的墓，墓碑上写着“烈士”。后来军队来镇反，把这12个人的墓全给炸掉了，总之是只革命，不生产。
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天天躲在家里，什么也不敢参加，一次活动都没有去过。当时的人全部都不用工作，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那些全部都是表面化的东西，早请示、晚汇报，比如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晚上就在毛主席像前汇报，其实全都是骗人的。以前不是团员的，不是积极分子的落后分子全部都上来了，天天都不干活找毛病，夺权。生产队里的领导都被造反派他们叫去劳动，辱骂领导，让领导去喂猪。县级的，团级的干部一个个都被整。
当时就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活都不干，党员也不干。春节也不放假，工作的时间都在说闲话做杂事，到了饭点儿都去吃饭了，工资一分都不扣。我那时候特害怕，就请病假，过了三年，我们又回到了贵州遵义的家属区宿舍。
回遵义之后不久我就去了东北修隧道，修了几年之后又到广东韶关，当时我已经跟第三个老婆结婚了，她同学的妹妹是牡丹江人事局的，就托人把我的工作调回到牡丹江机械厂做喷漆工作，后来车间需要一个成本核算员，因为我之前做过管理员和会计，就让我做了核算工作。
后来母亲把我的工作告掉了，领导把我调回车间喷漆，我觉得回去喷漆脸上不光彩，就休了公伤，自己还盖了房子开始养鸡喂狗，休了一年多我就退休了。退休后我也没闲着，在牡丹江开饭店、养羊喂狗，生活的很充实。
第一个老婆
——最终，无奈的选择
23岁那年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老婆。当时我在铅矿工作，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苍山县农村的女孩，她姓杜，家里也是地主，由于我俩经历比较相似，所以认识之后就登记了，也没有举办婚礼，回兖州住了几天就算结婚了。
当时母亲已经和妹妹在兖州了，妹妹在那边上学，她们俩靠我的工资生活。我带着老婆回家，母亲非常不喜欢她，嫌弃她长得不好又不会来事儿。我结婚的时候母亲一分钱都没有拿，全部都是我自己张罗的，而我每个月的工资全部都给了母亲。母亲说在杜（第一个老婆）身上投资没用，只进不出，她那个瘦弱的样子根本就生不出个孩子，还说绝对不和我老婆住在一起。
当时我单位没有家属宿舍，没办法只能把老婆安排和我母亲一起住。我母亲天天说我老婆的坏话，她特别的厉害，我不但要交出工资，还得给她买东西。因为母亲17岁就生了我，在家里也没有享过福，我十分尊敬她，在我眼里她就是一切，我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让她生活好一点。她拿着我的工资买洋伞，买马蹄表，五块钱一双的尼龙袜子，买了10多双，非常会摆阔气。她都不考虑我，没想着给我攒点钱。我一说她，她就和我生气，我就不敢抱怨也不敢说她，可是不管我怎么对她好，母亲都不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