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很小气，我爷爷去世以后，她为了节省费用，都不给我爷爷出殡，把他的棺材抬到我们种菜院子的丘上，用土坯封上不埋，就这么放了几年，等我奶奶死了以后一起出殡的。
我奶奶死之前已经把棺材买好了，埋了起来。土改的时候这块地分给了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就说这棺材是他的了，不还给我们，我母亲就给他磕头去，可是磕头人家也不给，我姑姑就说不给算了，别给他磕头，不求他，说我奶奶就这个命，死的晚了。后来我的一个表姐把我奶奶带着的金耳环、金戒指拿下来，都送到银行里卖了，才总算是给我奶奶买了一个最差的棺材。
土改之后，一人才分到一亩多地。我们家当时是六口人，分到了15亩地，还有好有坏。
哥哥的疏离
——嫂子，带走了我的哥哥
我父亲是1951年因病去世的。从我记事起，他就生疮，根本不封口。那个病叫结核，要是到徐州治疗的话，应该能治好的，可那时候，农村都不治病，我父亲就那样忍着，忍了大概10年。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13岁，刚好赶上土改，根本没办法出殡，于是就买了一个最差的棺材，抬出去给埋了。母亲对我父亲其实没什么太多感情的，毕竟那么早就给嫁过来了，所以父亲走的时候，母亲都没有流泪。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姐姐没有出嫁，我二姐就带着她的孩子到我家来，一起给父亲出殡，当时还有我的那个小姐姐、我哥哥，还有我一岁的妹妹。父亲走的时候，小姐姐、哥哥都不是很难受，只有我特别难受，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要是父亲在，这个家还能有个家样，要是没有了父亲，就彻底完了。”
后来我的小姐姐1952年出嫁了，她只顾自己，她亲弟弟（我哥哥宋超）让她给找个工作，小姐姐就把他给接走了。但是没几天，哥哥就回来了，他被气死了，小姐姐根本没给他找工作，后来我也给她去过几封信，想让她给我找点儿活干，但是她根本不回信，她连她亲弟弟的工作都不管，更甭提给我找工作了。现在我和哥哥都不跟她来往，她也不管我们的事儿。
父亲走了以后，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哥哥和一岁的妹妹。后来，哥哥就变了，他当时已经十八岁成年了，我才十三岁，但是他从来不管我们的事，干农活的时候他跟我干的一样多，从来不多干，就是欺负我。我母亲总和他说：“你弟弟年纪还小，你让着他一些。”但我哥根本不听母亲的话，从来都是他干十斤的活，我也得干十斤，有时候还得比他再多干一些。我那时候年纪小，身体瘦弱，干活当中不小心把腰给扭伤了。当时因为没钱，农村也不去医院看病，就用中药“伤里根”熬鸡汤喝，那个汤特别难喝，但是喝不下去也得喝，每天喝两次，最后才把腰伤给治好了。
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不是地主了，那些原来给我们家种地的人，就过来欺负我们。刚刚土改的时候他们不敢，因为害怕国民党再过来，但是等到1952年的时候，他们觉得局势稳定了，不会再变了，就开始欺负人。我们村的村长，跟我家住对门，土改时候把我们家的大牛牵走了。但是他害怕以后国民党回来，就跟我们说： “嫂子，你家的牛我先给你牵走了，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好好喂，等国民党来，我立刻给你牵回来。”
他经常给我们家送一些吃的，什么鸡肉啊，菜啊，饺子啊之类的，主要就是怕国民党来了以后报复。但是逐渐的，他觉得形势稳定了，就再也没有给我们送过东西了。
哥哥从来不顾家，后来家里没吃的了，我就独自跑到姥姥家里拿煎饼，给家里人吃。没过多久，我哥哥就结婚了。他的老婆是我父亲生前就定好的，父亲最喜欢他的第一个老婆，可能为了纪念她，所以就把他第一个老婆的弟弟的女儿定给了我哥哥，算是亲上加亲。哥哥20岁的时候就和这个女的结婚了，她比我哥哥还大出5岁，我母亲简单给他办了婚事，家里穷也租不起轿子，简单的招待了一下算是把婚事促成了。
我嫂子非常的坏，心眼很不好，不做任何家务还总是挑起事端。我哥哥跟我都是高小的文化，在农村也算是很高的文化水平了。他跟我嫂子结婚半年之后，嫂子的表哥就给我哥哥在苍山县介绍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那边都是一些没啥文化的人，我哥就去了，每个月挣18块钱。我记得他去教书后的第一个新年，买了10斤肉回来，我嫂子觉得特别了不起，跟我们显摆。
在农村，每逢过年的时候就要写对联，村里的人多数不认字，不会写，就都来找我们帮着写。我哥哥在家的时候对联都由他来写，他不在的时候就由我来写。写好了对联，那些穷人就去告我哥哥状，说他写春联没写毛主席万岁，没写翻身不忘共产党。紧接着，乡里就来了人，说我哥哥有反动的趋势，要抄我们家。正好他们乡里来的人里面有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在里面做秘书，我和他说：“我哥哥没有写过任何反动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提到反对毛主席，不爱共产党的内容，凭什么要抄我们家呢？你们得有真凭实据才行。”他们一想也对，就把我哥哥放了。我哥哥吓坏了，赶快收拾行李，老婆也不管，大年初二就走了。
童年的快乐时光
——那段唯一愿意回忆起的故事
小时候，我和哥哥跟着我爸爸逃避日本鬼子，后来就直接在外面上的学。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7岁，我父亲就带着我和我哥哥到了韩庄，准备让我们在韩庄上学。印象中韩庄有一个运河，运河的南边是国民党，运河的北边就是共产党。我们当时就住在南边，也就是在国民党这边，但我们上学却在共产党那边，所以我们就得每天穿过那条运河去上学。
那条运河的上面有一个木桥，木桥的另一边有共产党把守，负责检查文件、通行证。运河的这边则是国民党检查。过一个桥要被检查两回，很麻烦的。后来上学习惯了，那些检查的人也习惯了，慢慢的小孩子他们也就不管了。
不过好在那时候没打起仗来，虽然就隔了一个运河，但是相处的还算和平。八路军对群众好，把我们学校弄得挺好的，而且很体贴，家庭有困难就帮忙，要是有人不想当兵了，也可以回家去。国民党就不是了，要是有人不想当兵了，也不放人，如果逃跑，他们就打，不过他们部队的兵还是都偷偷跑。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自然国民党败了，他们不得人心。
印象中，我在韩庄只读了3年的书，到了1947年，我们那儿就解放了，每个村子都有了学校，我的父亲就带着我和哥哥在村里的学校上学。
那时候我年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敢说话，而且我在农村里上学的时候，才10岁就是学校里的宣传委员。村里宣传婚姻自由演歌剧《小姑贤》时，我演主角，宣传“抗美援朝”，演小品、话剧、歌剧等等也都要我参加；还有抗美援朝参军的人，都是我们去接送。当时少先队队长、卫生委员等职位都是我担任，老师特喜欢我。我在农村受歧视，同学好多喊我“地主羔子”，我告诉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地主出身，就替我出气。
印象中，我是9岁上的学，一共念了6年。那个时候我们家有衣服穿，比较干净，农村的穷人小孩，就都穿的破破烂烂的。我是卫生委员，等老师下课后，就让我开始检查卫生，看看谁的手脏了，要是干净的就写个“好”字，脏的，就写个“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