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八十八载的漫长岁月，大半辈子的颠沛流离，每一个插曲都诠释了生命不同凡响的意义。抗战时期的居无定所，朝鲜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每一次冒险都验证了生命的奇迹。时值今日，打开记忆的门阀，一桩桩、一幕幕都在脑海中回放，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中的每一个插曲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人只要想通了，就会变得快乐、满足。这一辈子一直在吃苦、受难，但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如今孩子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家庭都很和睦，我不用替他们操心什么，能在敬老院里安享晚年也是一种福分。只要他们健康、平安就很好了，别的事情都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我的人生除了杂技似乎没有别的，我的喜怒哀乐也都与杂技息息相关，杂技是我的最爱，是我精神的寄托。尽管这条路走得很艰辛，但回头去看依然觉得很有意义。就算如今年老体衰，我依然想为杂技的传承奉献我的微薄之力……
辗转卖艺
我四岁就开始卖艺，到了五六岁开始沿街卖艺。比如在天桥①、西单商场这些地方我都去过，重点是天桥，还有六家戏园子，像小桃园、万盛轩、德盛轩这些地方等等。和《北方有佳人》里演的一样，天桥比那里面演的场景还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情也都可能发生。
有人说早期学杂技的人都是被生活所迫，没错，过去学杂技的没有一个是家庭好的。条件好的都去念书，学杂技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家里没有办法，小孩多了养不起，干脆让孩子学把戏去，带走一人，家里就少一个人吃饭。学杂技需要的东西都是师傅给你买，家里就不用负担这个孩子的费用了。
那时候拜师学艺得写一个类似卖身契的合约，写自己的信息：多大岁数、哪儿的人、拜师学艺几年、学艺当中都担负什么。师傅只管吃穿，不管生老病死，如果练高空节目摔下来了，也只管治病，如果摔死了师傅不管，这些都得写进去。
合约有写五年的，有写十年的，也有写三年的，一般的都是五年。这五年你就是学徒，出师以后还要孝师三年，也就是说这三年你挣的钱得孝敬师傅。这三年完了，你可以不留在这个班子里，上别人班子里去服务。那时候你挣的钱就可以往家里寄了，学杂技就是这样的。
当初卖艺的不是团体。就好比咱们四个人联系起来一起干，明天他有好地儿他就走了，后天另一个人也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了，没有什么组织。到一个地方就招人，卖艺的人那时候谁也不认识谁，我到你那儿道个姓名，我们的行话叫做“道腕儿”，不像现在有组织的，那时候就是一盘散沙，挣钱你就吃饭，不挣钱就饿着。
天桥那时候是有组织的，就是有钱人组织的一个场子，搭上篷，给你拿着板凳，有茶壶，给你提水。但是我们挣了钱得给他们一部分，有三七下账，有二八下账、有一九下账。就是一块钱有几毛钱是他们的，有的两毛、有的三毛，最多是给他们六毛，我们就拿四毛，这样子叫做四六下账。
因为人家有棚，夏天给你搭棚，给你派凳子，给你处理卫生，你得喝他的水，所以就得给他钱。现在的钱跟那时候的钱没法儿比，那时候就是小毛票，花铜板，要是挣个五六枚那就了不得了。
这些钱根本没法填饱肚子，那时候两大枚钱一袋面，你们都没吃过，真正的美国大白面，在那个年代特别值钱。二毛钱一袋面，那真是没法过日子，没钱吃饭，就得饿死。
我刚开始学艺的时候是在家学。后来就赶着庙会去卖艺。咱们北京城里头那会儿这样的庙会很多，像护国寺、隆福寺都有庙会。还有就是上园子了，现在叫剧场。像西单商场、王府井那会儿都是戏园子，就是杂耍园子。侯宝林那会儿跟我们都是在一块儿赶园子的，我下去他上来，我上来他下去，每天一块演出，就是前后场，还一块吃一块住。
我还会唱大鼓，是跟侯宝林他们早些在上海、王府井的时候学的。那时候有一个叫上海游艺社的地方，里面尽是歌星，现在还有。像侯宝林、高元均，还有连阔如，这些唱京韵大鼓②最有名的，好多都是在那儿演出。
那时王府井是有钱人才能去的地方，因为里面都是沙发，没钱的人坐不起。我们都在那儿演出挣钱，就是演一场多少钱。我白天在天桥上卖艺，晚上到那儿去演出，能挣两回钱。
那会儿我就跟着他们学，像什么唱太平歌词之类乱七八糟的我都学。你比如“说相声、唱太平歌词”（“太阳出来这一点红，秦琼打马就离了山东。张良背箭访韩信文王江边访姜太公。”）这样的，只要他唱了，你不就学会了吗？所以什么都会，就是这么熏陶的。说相声就是大家坐一块耍贫嘴，耍着耍着自己也就会了。一边玩一边挣钱一边糊弄这些，真正的本事没有，这里头的文艺队伍都是这样，还都不错。
侯宝林挺护着我的，他管我叫二妹妹，我管他叫三哥。侯耀华他们那阵子都是小孩子，没人理。他们没有继承他爸爸那些东西，他爸爸好多东西都给搞丢了，像在平壤的时候，我们开模范英雄座谈会，侯宝林在那儿给他们说笑话什么的挺逗乐的。
我十多岁的时候参加武术比赛，还得了冠军。那是北京一个姓白的人组织的，他是武术协会的。那时候我正在天桥卖艺，比赛分女子组、老人组、青少年组、中年组。我是女子组的第一名，刘莲青是第二名，她是练螳螂的，我特喜欢她，她也在天桥卖艺。
我们那时候一个女子组有二十多个人参加比赛，哪儿的人都有，包括农村、城市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出手都不行。那时候是三下定输赢，对手还没动呢我三下就过去了，他就得下台，很省事。这么一照面三个动作就完了，再过去一个接着比赛，那时候武术比赛不像现在玩真的，真正不一定谁能打得过谁。那是死的玩意儿，但要是学就得学点儿真玩意儿。
武术讲究快、坏、准，得坏、还得怪，让你看不出来。好比我这只手就在这儿放着呢，实际上我这是骗你，我另外一只手早到你没发现的地儿去制服你了。武术这玩意儿特深奥，它里面招式最多，玩坏的、玩假的，最费脑子。
辗转卖艺
在这期间，我也获过奖。获奖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因为获奖以后在天桥就可以多挣钱了。把获奖的银墩摆在那儿就能吸引人。来看的人多了，挣得钱自然也就多了。
在沿街卖艺的这段日子里，没有什么印象太深刻的事情，因为每一天都很精彩。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人没有人惹，但是唱戏的唱大鼓的这种事情就比较多了。
我感觉那会儿表演的特别成功的时候也不少，演一场能挣挺多钱，那时候都是毛票，给一块钱就了不起了。当然，也不是每个看表演的都会给钱，里面也有砸场子的。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在天桥，有电影院、有茶馆，那时候日本人就穿着便衣，也有不穿便衣的，都上那儿遛去，打算砸场子，每每这样，不一会警察和宪兵都会来。
那时候我跟我姐姐一起，她拉我的手，她一拉手，我就逮她的腕子，脚一蹬就上去了，因为这事儿还捅过娄子，派出所把我带走了。那时候不叫派出所，叫巡警阁子，但巡警阁子一般都向着我们。
还有一回，我骑车上天桥，走南北长街，从中山公园门口走。早些中山公园有三道门，东三道门和西三道门，我们从天桥回来，有个宪兵老跟着我。我们收场的时候天都黑了，路上两边都是树，他老问我上哪儿去。有两三次，他都说上哪里玩去啊，我就说有人的地方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