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天我就把他约到天坛底下，那时候三四点钟，没什么人，然后我就把他给打了，虽然没流血，但是打得他动不了，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就觉得打他两个嘴巴没什么用，于是我就在他这耳边穴位上一打，耳朵就聋了。打了他一顿之后我就和爸爸去了张家口，我妈妈还留在家里。
回张家口之后，也发生了很多事。那时候不光是宪兵欺负人，日本人也总欺负女孩子，他们总想要把我带走，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当时还把日本人给教训了，但那是在打宪兵之前的事了。后来打了宪兵我就去了张北县，那边日本人没有去过，日本人到狼洼沟就被拦住了。张北县那边的八路军有个耙子队，他们一开会我们就给他们表演，那时候挺困难的，就是给点粮食，后来我们就往后走了。
从张家口不能走汽车路，汽车路那边正在打仗。这边是日本人，八路军就跟着追。那个地方叫狼洼沟，日本人就在那儿扎着打，可是他们也打不过去，因为我们这边是解放区。我们走山路，需要爬山才能到解放区那边去。就在张北县附近到处走，快解放的时候才回来的。
解放军和日本人在狼洼沟那儿打仗，后来我听人家说狼洼沟那边下雨，日本人在那边被堵了，过不来，就住在狼洼沟山洞里，一下雨，水全往里面冲，把他们全部都像蛤蟆似的冲出来了。日本人在那边生活也挺难，没有吃、没有喝，拿一个帽子弄点水，就这么过着，这是后来听别人给我们说的。
解放以后我们才回来的，当时溥仪占着北京，咱们得跟他讲道理、做他的工作,他投降了我们才能进北京。在那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张家口等着，放我们进来我们才能进来。
进了北京以后我还继续卖艺，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整顿，所以卖艺还是跟在天桥的时候一样，但是大家已经不住在一起了，而是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不过怎么都一样，反正就是混口饭吃。
日本侵略时期的经历
日本侵略时期，我在河南很多地方活动，因为那时候的活动最频繁，没法儿固定，从新乡、郑州一直到洛阳。那时我们是跟着北京市曲艺团的几个人一块儿走的，都是自己凑的人，凑上演出可以卖票。
有说相声的有唱大鼓书的，还有说快板的，也有我们练杂技的。我们在河南新乡的时候日本人到处投炸弹，那时我才十几岁，也记得不清楚，拿了钱我就回家，没有人管这些，能吃上饭就是好事。有时候我前脚坐车走了，后面就被炸了。
我命大极了，扔炸弹我也死不了。有一回刚到郑州车站，还没说去哪儿演出呢，刚找到住处车站就被炸了。还好那个车站有个挖好的小洞，我们就躲在洞里，不然被炸弹的一小点皮子碰到就会飞得很高，可怕极了，幸亏它没炸到我们那儿，我们全活着。
那些子弹头都是铜的，很值钱，乐队里有人想发财，他们就用鼓接着，回头可以卖出去。可是我爸爸说，一会儿日本人回头就会找你，这小伙子一害怕就给倒了。我们那一群人里，女的没几个人，唱大鼓的那些男的胆量还不如我们呢，胆小的连走都没有力气了。
他们之所以没有力气，也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要说吃得饱那是瞎话。说饿着是因为找不到买东西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从张家口到山上，山里面没有卖吃的地方，那时候下雨还打落地雷。我们拿雨衣把被子蒙上，就在深山里避雨，等雨停了再走，很艰难，我们到洛阳的时候城里头全是空的。
从洛阳、郑州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车了，我们是坐炮车回来的，那是军用车，也就是板车，上面拉着炮，我们就坐那个车。我们当时一共八个人，都上了同一辆车。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车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我把日本人推到黄河里面去了。我记得当时大概有十五六辆车，我们一直往后面走，哪辆没人我们就上哪辆。因为我们是三个女同志一起，日本人特坏，老打我们的主意。后来日本人跟我聊，我就把他挤到车边上去，后来他一搂我，我就一脚把他踹下去，再加上车开得很快，他就追不上来了。
这就是在河南那边的经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故事，因为根本就遇不到好事，除了解放以后吃的喝的都不缺，地位也提高了，其它的就没有什么很出奇的了。
要说最艰难的日子还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满世界的跑。从北京出去，一直到山海关，东面八县，顺义、平谷乱七八糟的几个县都去过，都是抗日战争时候去的。在这期间住的地方都没有房子，走到哪儿就住哪儿。
要说日本人怕定了咱中国人，这是真的。碰上跟一个小锅大的小土堆，他都怕，就怀疑有八路军躲着。不过有时候那里就真的打枪，跟现在电视里演的一样，不过也有点夸张。我们在秦皇岛的时候都是日本人找我们去演出、宣传。
我记得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时候是最厉害的，他们给我们很少的钱。我们上台表演的时候跟主持人似的，也得说日本话。我什么都爱跟人学，说日本话就是自己跟别人学的。当时不去不行，因为日本人不好惹。曾经就有一个怀孕的女子，他们用刺刀一挑，连孩子带肠子都挑出来，那可不是假的，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对咱们就那样。
那时候给日本人演出也没什么可乐的，不给你吃你上哪儿去都是饿着，没办法，我们只能给他们演出。日本人虚伪，他们也让老百姓看我们演出，宣传他们的政策，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就是奴役咱们中国人。
那当时日本人让我们去演出，我们都不想去，但是根本跑不了。那时候有汉奸，你演出完了，他才放了你，不过也有好人，有个杨翻译官就是好人。他是中国人，就看不惯日本人残害中国人。那时候是唐山还是哪儿有个难民营，日本人说你不是好人你就不是好人，他们经常把中国人扔进去，那里边有狗，把人扔进去没一会儿就只剩下骨头了。那个杨翻译官他还得翻译，所以一直没遭到如此的待遇，后来他就跟我们打成一片了。
于是在日本人放我们的时候，他就跟日本人说去送我们，然后自己也就没再回去，后来他就在咱们北京中山公园门口卖酸梅汤。这个翻译官我到现在还记得，人特好。再后来跟他就没接触了，我们山南海北的走，他做小买卖混饭吃。
我们去给日本人演出的时间其实不多，就在东八县有过几次演出。那次是宣传第五次强化治安，也就是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因为八路军打得好，所以日本人有点害怕。我们当时就是混饭，挣钱回家就行，脑子里没有那么多想法，解放以后就回北京了。
北京解放了之后，先是成立了戏剧研究院，就是梅兰芳他们这些人，有一个曲艺组织。包括说相声的、唱戏曲的都在一起，都属于戏曲改进局，田汉是局长，另外还有两个局长。梅兰芳也算是头，后来成立中国京剧院他当了院长，我们就分到杂技曲艺团。那时候是全国统一招考选拔，上海、北京，哪里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北京考试，最后又成立了这个杂技团，那会儿还不叫中国杂剧团，而叫中华杂剧团。
出国演出
中华杂剧团组成后，我们先在国内汇报演出，还在中南海接受审查，周总理、毛主席都看过。总理对我们挺好的，在中南海的时候他还来看过我们。毛主席当时对审查的这个事情特别严格，不但表演者要写个人简历，政治上有污点的就不让参加，而且每个节目也都要审查，看看有没有毛病。还记得总理说：“你们都受苦了，为继承这个事业辛苦了那么多年，不容易，你们别愁生活，活着共产党养你们，死了共产党葬你们，你们不用发愁，你们就老老实实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