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用的道具都得自己背着，不过也无所谓。侯宝林他们都爱开玩笑，过鸭绿江的时候，我一看江水很汹涌就害怕闭眼睛，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都挨饿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就说二妹妹快睁眼，你看底下有一只蛤蟆。其实根本就没有蛤蟆，就是想让我看，可我就是不敢睁眼。
过了鸭绿江就是新义州，可是一到新义州飞机就来了，我们就得跳车跑。那时候我们坐的都是解放车，东北刚出的那种解放车，可危险了。他们扔炸弹之前先扔照明弹，好看清地下有什么目标，然后再扔几个炸弹。那时候能保命就行了。于是我们就往大山里走，整个大山都挖空了，车能够直接开进去，开进去美军就看不见我们了。
那会儿我们演出就在山洞里、树林子里，志愿军都是散坐着的，再到后来我们演出所用的道具就都不用了，都改唱的、跳的了。我当时说快板（“竹板一打响，我数个来宝众位听，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来个戒先生，大破天门的穆桂英。”）、唱太平歌词（“闲来没事，出趟城西，见一个古庙新盖的，庙里不是僧也不是道”）、和尚叫僧、老道叫道，（“不是僧也不是道，住着三个幼尼，大姑子名字叫人人爱，二姑子名叫万人迷，就属她师傅名声好，人送外号烂酸梨，过了没有三年整。大姑子养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大胖小，二姑子养了一个大闺女，师傅一见生了气，有心把徒弟打，也看师傅在月子里。”）反正就是说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那会儿我们都是每个人负责一个演出的区域，不是整个团队在一起的，战争时代根本没法儿集中。我们那时候到平壤，再从平壤出发，总团的人开着小吉普，而我们就在后面坐大解放车。小吉普开得快，而晚上走山路，又不能打灯，再加上因为玻璃反光，不让用玻璃，所以我们的汽车连前面的挡风玻璃都没有，就那样迎着风一直开，结果他们还把我们给丢了，我们找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他们。
我们到高射炮阵地演出的时候，去之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问，到了高射炮阵地，我们才知道那里在打仗。一路上叮叮当当的，把我们全都吓跑了。专门来接中国代表团的人来的时候发现人都不见了，又不敢打手电，就一个一个的喊，当时我们全都在汽车底下趴着呢。
后来我们就在山洞里演的出，山都掏空了，上面还往下滴水。那场演出金日成还看了。
还有一回，我们在一个山地演出，找了山下一个平坦的地方，演出完了，在那儿吃饭，都没带碗，发的碗都扔了，大家就都拿帽子吃。飞机经常来扫射，挺大一个弹头，前面是铜的，很厉害的那种，就直接穿进帽子里了。那个时候，我们指挥所周围全是这样铁皮的，双层的弹头，那些弹头的威力很大，能够一下子就穿过墙去。毛主席的儿子就是在指挥所里面被子弹穿死的。他从苏联的军事学校毕业后，就被他爸爸弄走了，也没结婚，结果去了就死了，这都是真事。
出国演出
他头天牺牲以后，我们这边也牺牲了两个人，都是天津的，曲艺团的。我清楚的记得，拂晓的时候就来了飞机，有个人出去晚了，钻洞的时候，被飞机的探测器看见了，一炮打到防空洞里面他就牺牲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团一个唱大鼓的叫赵长发，那一天一共牺牲了五个人，很危险。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朝鲜的时候都是在逃命，特别害怕，但害怕也不是吃不下饭什么的，也照吃、照玩。平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面，不过那里到处是特务，特务尽打信号，一打信号飞机就来轰炸。
当时丹东尽是特务，我们就住在了一个特务的家里，起初我们不知道。他家就两个人，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孙子。这个小孩每天都出去，一清早就走，晚上天黑才回来。我们就纳闷这小孩干什么去，于是就跟男同志说了这事儿，后来他们就给五分部打电话，等小孩出门以后就叫人跟踪，去的人都带着枪。结果跟踪到那地儿以后，就发现有特务，都是枪、炮什么的，最后就破获了一个组织。这个老太太和小孩都是特务，后来组织上的人就把他们给逮捕了，总共逮捕了五个人。
当时的老百姓对我们都挺好的，因为打仗，他们那儿已经没什么男的，所以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还留在那里不少人。
他们那儿大多数都是女同志用大车往前线运东西。能用车的就用车拉，车到不了的地方就用头顶着。后来就不让他们朝鲜的人打仗了，都是咱们中国人帮忙打，因为得给他们留些人，否则这个国家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咱们的人可死了不少，现在的朝鲜都是那些逝去的人拿性命堆的。
那个时候，我们去慰问演出的人是不上前线的，最多离前线还有五里的时候就不让去了。我们团走到平壤就回来了，当时我们队去了五个人到那里，演完出之后什么都不干，既不学习了，也不整顿思想。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法学习，也整顿不了思想。
支援陕北
从朝鲜回来之后，就汇报演出了一场，然后我们就回天津了。到天津以后我们就给牺牲的人办追悼会，追悼会很隆重，天津市全都一片白，打上他们的相片，我们全都去游行。追悼会办完之后，我们又开始整顿学习，其实就是让大家说说在朝鲜的心得体会之类的。整顿完之后，我们就被送回北京了，虽然是住在文化部的一个宿舍里面，但是可以回家看看的。
当时沈雁冰是文化部部长，他讲话的时候说：“同志们不容易了，大家辛苦了，处在那么危险的环境，没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都很有福。”讲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回家了。回家看看之后就组织了中国杂技团，然后就开始公演，还拍了一个简单的电影，演员都是自己人，在北影拍的，拍的也不好。结束之后我们就上全国各地公演去了，像上海、军区这些大地方。
公演的时候，我们有工资，但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发的东西都捐出去支援朝鲜了，反正我们这个总团是捐了，别的团也捐，但是不是都捐了就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往返于全国各地去演出与回来整训之间。后来我们还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还没有这个区，它成立之后我们这里调了九个人帮着他们建团、搞文艺，杂技团、文艺团都去，就连歌剧院、秦腔艺术剧院都拨了几个人。调的几个全是骨干，都是有能耐的人，到那边给他们组织发展。
当时那边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唱歌的小队伍十几个人和一个上海过去的那种饭馆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那里的生活条件很不好。
我们是1958年5月份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在宁夏的一个公园里面演出。刚到他们那儿的时候宁夏很落后，陕北、宁夏的百姓都没有见过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样，因为日本人就没到过那边。我们当时是怎么打的日本，日本的炮楼是怎么被端的，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那边的人还不开放，就连烫头发的、穿裙子的都没有，而我们都穿裙子。文工团那些跳舞的，比我们穿得还好，而且还是烫着头发去的。我们穿着裙子在街上一走，后面就有一群人追着看，他们没见过穿旗袍的，而且还会撂起你的裙子看看到底有没有穿裤子，我们到那儿可有乐了。
那时候的旗袍是短的，而且开线也就六寸，现在开线开到上面是和越南学的，因为越南穿的旗袍开线比较高。我们这个旗袍短，开线小，里面还穿短裤，即便如此，他们也要看看，感觉我们好像没有穿裤子似的。那边的百姓都穿着纳帮的鞋，他们总是很稀奇地看着我们。我们去理发店烫个头发，外面的窗户上就能围成一大圈都在看着。那个时候，那地方就落后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