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很缺水，喝的都是黄河水，没有什么自来水。而且那里的井水也都是混浊的，因为他的井很浅，最深也就两米多。各机关都得派人去拉水，挺大的桶，拿牛、骡子，拉着上黄河，在黄河灌满了水往各机关拉。那时候都有砌成的水池子，水运回来就倒在里面，沉淀黄色的土，沉完了再放进锅里面烧，烧完了拿暖壶打回去，但是水壶里面还是有黄沙。
那儿的环境很不好，而且吃的也不好，所以我们羊肉吃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回民都计较这个，刚去的时候，我们把东西放在那儿他们都不愿意。
其实我们到那边去就是演出宣传。做了一个多月的捐献，剩下的就是在那边帮他们搞建设了。有秦剧团，有中央调去的京剧四团，向各方面调人，培养人才，成立学员班，发展得挺不错。（中央调去京剧四团是因为它属于部队，像我们这样的不想去可以不去，但上面让四团的人去，他们就必须得去。）我记得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话剧团，是咱们这边调去的几个搞话剧的人张罗着成立的。
领导这五个团的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骨干，他们有能力组织、有能力教别人，也就是说这个调去的骨干光会一项表演不行，必须什么都懂，才能帮助别人发展。不仅仅我们要帮助他们搞建设，还要发展他们那边有点才能的人，组织考试挑一挑，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型宣传队，挑完了，就再成立一个团。这样的话，我们在那边就一共组建了五个团，除了在当地考试挑出人才组成的那个团以外，还有话剧团、京剧团、舞蹈团和杂技团。
这五个团后来发展得都很不错，于是就开始到各地演出，由我们负责给他们组织。平时也不是演出完了就可以了，一些老人身体不好又愿意看我们表演，他们坐着走不了，组织上就派干部把他们背回去，然后我们才回去吃饭。不光这样，我们平时也得经常到老百姓家里看一看，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帮助。经常帮他们扫院子、挑水、洗衣服之类的，就像打杂的一样，什么都干，就当为人民服务了。
我们的工作很艰苦，有时候也吃不上好东西。宁夏、陕西、山西都是很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好多都是庄稼地，那时候汽车都没路走，回去的时候还得推汽车。
那个时候的日常生活也很艰苦，吃的也不像咱们在家的样子，喝的也不一样。就连住的房子都是土坯房，都是大块土坯垒起来的，没有什么好房子，就更甭说什么楼房了。百货公司是我们到了那儿以后才建起来的，在那之前根本就没有，以前都跟赶集似的。我们在那儿建了一个楼，当时也没那么多材料，于是柱子用砖来建，夹心还是用土坯。
支援陕北
那个时候宁夏自治区的很多地方我们都绕到了，包括兰州，都去了，还到了陕北，延安那边也去了。我在宁夏待的时间不短，我退休了才从那里回来，之前一直在那边，不能离开，全建好了，连学员都教好了才让回来。好多人都死在那边了，咱们从这儿拨了九个人去，死了三个，剩下的都是快死了才回家。
延安那边差不多也都走到了，连毛主席住的那些窑洞都去过。那时一直在宁夏演出，宁夏附近的地方都去，就在那边绕，当然有时候也是一年半年的出去，像是长治专区所属的陕北这些地方全走到了。还有朱德待的那个地方叫四头村，尽是大山，山上老百姓都很少，我们就给那几个人表演，演出完了再走。很艰难，人都爬山，道具都用驴驮着，驴都不好上去。而且那山上种什么都不长，根本没得吃，也就只能吃点土豆。
那边很缺水，就靠另外一个山上的泉眼（泉水涌出的穴孔）。每次我们上山之前都用布袋子到那个泉眼去引一点儿水，然后让驴驮着，这样的话，五六天就下来了。那个山区很不好，很容易走丢，不能好多人一块走，都是一个一个走过去，那两个走过去，接下来再走。
有一次我就走丢了，那时候太困了，就趴在驴背上让驴驮着走，再睁眼的时候就不知道走到哪儿了，谁都找不到。当时特别害怕，陕北话我又不懂又没地方可以去。后来看见了一个小破棚，就躺在那儿待了一宿。第二天那个向导带着人到处找我，正好走到那个小破棚，才找到我。
记得有一次在陕北演出，还遇到了发大水。我们到延安那边的剧场演出，晚上正演着呢，外头就打电话来了，说山洪下来了不能散场。起初外面只是先下点小雨，但是演着演着，大雨就下来了，很多观众都坐在那儿，我们一个劲嘱咐他们别动别出去，后台就赶紧把那个彩衣什么的都放在上面，害怕被水泡了。
那个剧场在山上面，底下有一座大桥，山洪过去后那个大桥整个就不见了，什么树、箱子都冲出去了，就这种事我们遇到了好几次。我当时还管着我们团的卫生医药，所以我还得经常背着个箱子，拿着东西下去找病号，看看谁发烧了就发点药，病得厉害的就给打个针。
我学过打针，我在朝鲜的时候就是搞急救的。发现伤员以后，把人拿绳子绑在背上，匍匐前进，到了地方再把绳子解开，再进行抢救，当时不敢背起来走，怕目标太明显。就因为我曾经学过，所以我搞这个还是可以的。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帮着百货公司抢过东西，全团都出去。小伙子力气比我们大，扛上大箱子就走，我们那时候的团体可不像现在这么骄气，那真是为人民服务，尽做好事不做坏事。
有一回碰上一个村庄，那时候正走着，我们向导就说：“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在这个村住下了，村里面有个庙可以留宿。”我们头儿就问他为什么不能走，他说：“一会儿这儿就要下雨，咱们肯定不能再走，咱们得休息，明儿再走，今天不演出了。”于是我们男同志住在庙里头，女同志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女同志少，安排几个就安排下了，男同志多，就在那个庙里头住。）向导跟我们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你们都不许出庙，女同志不管在哪个地方住也别出去看。”
他说这个水不会流进村子里面。半夜果真下雨了，第二天早晨水退下去了，河里头什么都有，桥上尽是那些被刮倒的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到今天我都特别信服这个人，当时水就真的没进那个村子，就那样退下去了，现在说给谁，谁都不信。后来我们是第二天早上，才把道具装在车上离开的。这样的事儿那时候特别多，但都是真事儿。在陕北那一带，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还有很多。
我们去宁夏是全国统一组织去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发展那边的文艺事业。那儿要搞建设，要求派人，就连干部都是，像甘春雷啊什么的区委书记全是那个时候咱们派去的。后来我们还给他们教学员，一个人给多少名额的学员，愿意教什么就教什么，我当时教了十个学生，教他们基本功，腰、腿、顶、跟头都教。
这些学员都是组织上面选拔的，要长的好看、体型好、骨骼好的才能被录取。当然不光看这些，还得看身体的比例。比如像我们练尖儿的，中间一个叫二尖儿、底下叫底座子，分这么三部，最上头的那个尖儿挑得比较严格，要漂亮、轻巧、线条好、个子矮，在上面摆姿势好看的小姑娘。对于那些教得好的，上级会给点奖励，教得不好的也就那么回事了。
学员们的基本功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余的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个人表演的节目，就跟现在的演员似的，独唱的、齐唱的不一样。我们这些老师的教法儿是不一样的，他们其他人就是教基本功，而我是一边教基本功一边教表演，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改良。老练基本功，人家练好几年了还是这个，让人一看你什么都不会，要是想显示自己比别人教得好就得想一个主意，于是我就一边练基本功一边教他们练习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