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结束后我们就回去等通过书了，等到通知之后才组织一起出国演出的。我们当时是1950年2月份走的，先去的苏联。当时苏联是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我们差不多全去了，咱们国家那时候可了不得，随便到哪儿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多少万人都站起来了，我们当时就觉得做中国人真好，挺光荣的。
他们对中国的普通百姓也挺欢迎，那些不欢迎的都是反动的。像比利时，他们国家的人对中国人就没有好感，而在那些大国都还可以，我们挺受欢迎的，走在大街上他们会向我们伸大拇指。
我们的节目都很受欢迎，因为都很有民族特色。我们到那儿就演一些小节目，我当时是表演武术，特受欢迎；还有咱们中国古彩戏法③，现在已经没有了，演那些戏的人都已经死了。
那些特受欢迎的节目都是咱们中国式的，穿的衣服也是中国式的。咱们代表中国出去，男的也没有穿西服的，都是穿中山装；而女的就穿裙子，但是里面还要穿裤子，因为那边冷，我们都不习惯穿成那样，一个人发三套衣服。咱们女同志出去，像手绢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发，袜子、鞋子也都是国家发的，就连例假带都发，但就是工资少。
工资最多的是上海来的那些人，他们要的多，每人一千块，那时候一千块就特别了不起了。那时候文化部把我们都组织在一起，审查好了，国家说要你了，你就属于国家的了，跟那些上海人不一样。他们演出回国后还回上海，但是我们就不行，就得在组织里待着，而且挣得也少。
我们挣的就算生活费，记得当时他们问我爸爸要多少钱，我爸爸说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太太，只要老太太别饿着就行了，我们父女俩有国家管吃、管穿，要钱也没用。所以我爸才给一百块钱，而我只有七十块钱，可是那些从上海来的人，人家一个人就要一千。别的人也跟我们差不多，像天津一部分演员也给的不多，跟我们一样。
外国都是大型的洋戏法、魔术，变一个汽车，变好多人的那种，跟咱们不一样，咱们表演的节目都是小型的。表演高空的只有几个人，比如演高空跳板的那个人是武汉的。但是像我当时表演的武术，之所以能那么欢迎，就是因为外国是没有这个的。印象中外国人表演的大跳板不错，他们条件好、道具好，都是新式的道具，而咱们都是老道具。宴会的时候请咱们中苏友好代表团去表演，去了好多地方，像贝加尔湖、克里姆林宫，这些全都去了。
那时候是星期日演三场，我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后台放着馒头之类的食物，要是饿了就吃一口，然后赶紧抹抹嘴，打打口红，补补装就上去接着演。那些外国人根本不放你走，他们很喜欢看。如果是在超过规定的日子演出，就还得请示国家，开始是一天演三场，后来就一天演五场，一个月就得演好多场，演一场大概两个小时。
有的时候累得哭都哭不出来，有时候不吃饭，躺在那儿就睡着了，有时候在回去的车上睡着了，下车叫我们，都叫不醒，就弄一点水往脸上洒说下雨了、下雨了，这样才把我们喊醒，尤其是小伙子，睡的都打呼噜，实在累的不行。
我们不是去享受，都是受罪去了，累得跟什么似的。演出中要是有点漏洞，回去还得开会。我们当时整整在那边呆了一年，连家都没有，吃的也不好，就吃面包、黄油、鱼子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好吃，为了吃都掉眼泪。
有一次就到咱们大使馆，在那里，他们给我们弄了一顿中国饭吃，吃的是炒菜：辣子鸡丁、红烧肉、米粉肉之类的。我们去之前，他们就都已经事先问好了，问我们想吃什么，然后那边都给准备，我们就拼了命的吃。到那边虽然很苦，但是那边的人都很热情，我们都还没到莫斯科，人家就已经在车站迎接我们了，接了好几站。
当时在苏联的时候特别想回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儿待着，在国内吃的好睡的好，什么都舒服。那几个和我们在一起来变戏法的天津人都哭，他们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吃也吃不下去，因为不愿意吃洋饭。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回到莫斯科以后，那边有中国人做饭的地方，我们就让他们给我们做饺子吃，那个饺子做的跟烧饼似的，因为不是自己包的，是用机器做的。我们当时每个人分了八个饺子，主要是人太多了不够吃，我们当时光乐队就七十多个人，肯本不够吃。
我记得当时有两个老头天天哭，就是想回来，吃不下饭。我和我爸爸也一样，尤其是我爸爸，吃不下那个饭和面包，鱼片也都是生的，还一直冒血腥，吃那个玩意儿吃的闹肚子，不适应。咱们国内吃的喝的都习惯了，而我们又不会说外语，到了国外还得学电话用语、平常用语，真是挺困难的。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印好了书本，为了学好外语，我们还上了英语课。到现在我还留了好几本书做纪念。
出国演出
在苏联平时我们就是到处参观，但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不过我倒是出去过一回，从莫斯科大饭店坐车到剧场，结果丢了，找不到路了。他们那儿楼都一样，我又不认识他们的字，好在我们有中国代表团的牌子，后来跟他们一比划，意思是要去演出，他们才把我送到剧场去了，正好还没到我那个场，没有误场。我们团那会儿有三个人都走丢了，所以后来大伙儿出去就都受限制了。到那儿要么就是演出，要么就是宴会，要么就是他们带着去参观，绝对不允许自己出去。
外国人喜欢开舞会，他们一般跳交谊舞，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跳，因为都不会，所以我们去了也就只是观看，有时候我们还去看芭蕾舞表演——天鹅湖。不过我们都看不懂，男的就出去抽烟，女的出去玩，后来都受批评了。领导说人家都是有名的芭蕾舞高级演员，说我们不尊重别人。我们在那边的生活都很平淡，这一走就是一年。后来回到沈阳，也没有放我们回家看看，就一直开会、整训，好的表扬、坏的批评，有毛病的、犯错误的就不要了，让他们回家，之后就开始学礼节了。
我们学的是朝鲜的礼节，还有一些简单的朝鲜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学认五种信号弹（红、黄、蓝、白、黑），要求我们认清什么样的信号招什么样的飞机。还学怎么跳车，飞机来了你得跳出去，跳到防空区，我们学完了就过江去朝鲜了。鸭绿江桥一天不知道炸多少回，上头炸底下就修，随炸随修，还要随运弹药，因为志愿军需要这些东西。那时候我们是总团，田汉是团长，他是负责组织赴朝鲜慰问演出的。
去朝都是选拔的，那时候毛主席特别注意历史问题。当时也有不少有名的人一起去，还有不少牺牲的，我们这个队牺牲了两个，就已经算是比较少的。除了侯宝林、高元均这几个有名人以外，我们队还有广东总军副司令员陈沂，他也是总团的。当时我们队就只有两个女同志，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是宋惠玲（她表演踢毽），其余的都是男同志。
一个队就十几个人，还不能在一块，都分散了。一部分上树林子，一部分上山沟。我们演出都不能在一块，因为目标太大了，像眼镜、手表、钮扣这类的都不能带，因为这些东西会反光。我们还在领子上缝了自己的名字，要是死了，好帮着找到家人。
其余的什么都不能带，就连我们发的八一水壶都是避光的，用黑布蒙着，还有粮食袋，里面装的是炒米，是可以直接吃的，喝点水吃点炒米就行了，当时的条件真不比当兵的好。那时候当兵的都比我们好，他们至少还能吃得上饭，而我们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水都喝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