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简单的水流星、踩鸡蛋、吊灯管，这些我都让他们学会。因为有单场，每个人学的都一样，到检查的时候别人只会翻跟头，而我教的学生什么都会，那我就是先进了。我就是这样子培养学员，所以我老得奖，领导那会儿也是有事儿没事儿的就上我那里去偷偷塞给我奖金。
支援陕北
在教课的中间，那些不行的学生就被淘汰了，留下来的就单独演出，重要演出就由我们演，不重要的就由学员演。后来我们这些老一辈儿的人，也就死的死，退休的退休了，没剩下几个。
在陕西、山西他们当地就培养了这样的人才，我们去也就是走访、指导。要是他们也参加了，那个团也就大了，就不是以前那九个人了。宁夏那边一直发展的挺不错的，全国都调了人，有从上海人民杂技团和武汉杂技团调去的。说真心话，谁也不愿意上那边去，条件太艰苦，上海、武汉都是大地方，大家都不乐意往那些小地方去，又是山区，有时候车根本就开不过去，就得走，你走到那儿就累的够呛了。等好不容易到了那儿，有时候连水都没有，就只能拿干手巾擦一擦、补补腮红、抹抹口红、描描眉、把头发弄起来，弄好一点就凑合表演了。
我们平时都在老百姓家睡觉，条件好坏都得住，就算遇上连炕席都没有的家庭也就在那儿睡。我们去调查的时候，有的孩子在炕上躺着，连裤子都没有的穿，我们国家的钱、东西全都花在这上面了，那边的百姓真是太苦了。
我们那时候的人别的没有，但是说起思想确实好，比现在的人好多了。当时我只有一件衣裳不能帮忙没办法，但是我要是有两件衣服一定会脱一件给需要的人。可是现在的人就不行，就算我有十件我也自己留着，绝对不拿出一件来。那时候我们就专门抓思想，所以思想都一样，特别好，但是现在人的思想就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
那个时候，毛泽东让他儿子上了朝鲜战场，结果牺牲了，但是现在你要有儿子你肯定不愿意让他上战场。我爸妈就剩下我一个女儿，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人管，只能让我妈照顾，因为我们得四处走，根本没法在家待着，我要是一请假好几个节目就都没法表演了，像水流星、火流星，还有武术都是我一个人在表演，正常我自己就五场，那还有其它呢？
人家练魔术的时候，我就得在旁边站着，因为他要变的东西就在我身上藏着，魔术表演变出来的东西不是就在表演者身上带着，他变出的东西有时候就是我变的，我递到他手里他才能变，我不递给他，他没办法变出东西，一个人顶十个人用。所以我的孩子生下来不是给我生的，而是给我妈生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同演过五场，都快累死了。
每天从白天开头一场到晚上点灯开夜场一直都在不停的工作。那个时候还不是按小时算，而是人家给你分配工作，你就必须得完成。虽然我们当时吃的是窝窝头，但是也都没什么意见，吃什么都得干工作，得为人民服务，得艰苦奋斗。现在提的是“享”，而那个时候提的就是“受”。所以这个思想不一样，像我们这种人思想基础固定了，让他慢慢拧，也拧不过来。
到现在我也不想挣钱，我有吃有喝的，还挣钱干嘛，我死了全都不归我。人都是要死的，奋斗也是为别人奋斗，你为国家奋斗的，为家庭奋斗的，等你上路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千顷房子万顷地，就是这把技是你的”也就只有这个你得带走。人要想通了就不至于为钱卖命，毛主席的这种思想教育确实好，我就信服这个，让我改我也改不过来。
我们那个时候都发毛主席四卷。平常就是一本小书，有《纪念白求恩》之类的，前面还有什么都给忘了，反正都得学。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之类的都要背下来，但是现在都忘了。手掌大的小册子，全得带着，每天都得背、念，早请示晚汇报，早晨起来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今天起来我要做这些事情，向您请示”，晚上演出完了要汇报。
就算在自己家里也得汇报，站在毛主席的相片前面跟他汇报：“今天我做的什么工作，今天我演出三场我怎么演的，我在哪里还有漏洞，我明天应该注意什么。”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我们就有一个同事跟迷着毛主席似的，走到哪儿都得拿一个相片，连上厕所都跟毛主席请示，就迷信到这种程度上了。“今天我吃了两个馒头，谢谢毛主席赐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就是这样，很虔诚。那时候车站都有毛主席的相片，到处都是，他就站在那儿向毛主席汇报说要回家了，很逗，跟迷信佛爷似的。不过这种人还是好人，在工作上一点都不用费劲儿，他自动就找到工作干。
其实在陕北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演出很艰苦，我这一辈子没别的，没有一点享受，尽是受苦。我姐姐死了，还没钱治病，家里就剩下我妈，那我的孩子怎么办，又雇不起保姆，七十几块钱工资，退休也才拿二百来块钱。
1960年是最苦的，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那边的国债，还有朝鲜的那些钱都是归咱们的，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咱们跟苏联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了。我们中国人一直很自强，从外国回来的人，都没多少工资，搞原子弹、导弹，我们都应该尊敬他们，因为那些人真的都很艰苦，他们为我们国家做贡献，现在别的国家有导弹，我们也有导弹。如果不是这些人我们国家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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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的专家都被撤走了，但是钱却都算在我们身上。他们把专家撤走之后我们的生活很艰苦，当时我们刚能造解放车，科学上我们发展的不好，除了解放牌汽车，我们什么都不会，完全都是靠国外的游子回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自己创造的。
我回北京之后泡了几个月，中间没有工作，因为不能工作，那个时候我还在职，如果工作就犯大错误了，回去就得挨整，私自出去演出都得挨整。那个时候你请我上哪儿演出，我都不能去，去了就完蛋了，每个团都是这样规定。所以我回北京以后就什么都没干，直到退休了我才干别的，但也不能大张旗鼓，要是大张旗鼓就得挨整。
像我们这样的就更得整了，又出国、又有钱、领导又重视你，还说我是资产阶级演员。如果被整，他们就给你一个屋子，你就坐那儿写检查，反省都做了什么好事什么坏事。当官的把群众叫过来，写完了检查，还得把那些拿给群众看，群众说过关了你就过关了，过不了你就还得继续写。
那个时候被称为积极分子的，或是有点儿本事的全都挨整。我们就挨过整，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画的挺大一幅漫画，画的那个摩托车也挺大，我骑在摩托车上，小辫儿就直着往前冲。当时一进了团门就看见我的照片了，我站着瞅瞅，那时候我的脾气很暴躁，我就说哪个孙子画的，大伙儿都看着的，我就骂街，我说这辫子怎么这么短，大伙儿哈哈一乐就算了，反正全挨整。
那个时候不但挨整，还得演出，演不好，他说你不诚心，说你对抗组织，你不服气，还得往深里写。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让你今儿个不表演去倒水扫地，今儿个你就得去倒水扫地，运动的很厉害。
我退休的时候刚好六十岁，差两天都不给我退，他很恨我们这帮人，我们这帮人也不老实，他提一个问题我就跟他辩，几万人的讨论会我也敢跟他辩，我们这些中国杂技团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到处跑，他们就硬说我们的思想不好。
晚年走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