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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流年--王立名访谈回忆录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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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厂的工作是从修理发动机开始的,就是把一些旧飞机的发动机拆下来修一修再用,修理需要配件,所以偶尔也制造一些零件。在苏联大量援助下,其中有大量的发动机资料,因为有了苏联的资料自己做的零件逐渐增加。后来有了苏联成套的发动机制造资料,就开始试制新发动机。

最早在一九五三年试制成功的飞机(包括发动机)是一种农业用的飞机。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就有了自己制造的军用飞机(包括发动机),叫做五六式。有些毛胚和材料是苏联来的,但是主要是在中国制造的。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过程中,需要的工艺装备很多,制造任务很大很重。所以工艺装备制造车间工人非常辛苦,一年到头很少休息,星期天也要做,经常要加夜班。偶尔休息一天对工人来说是破天荒的事了。但是工人还是愿意在工具车间做,因为工序工的工作没意思,做起来技术没长进。

尽管中国跟苏联关系破裂了,可那时候资料都已经来了,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另外,工艺方法和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等技术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影响的只是飞机发动机的设计方面。

那时候我是在国家的工业部机关,改革开放后改成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领导机构,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即北京交道口。本来规定六十岁退休,如果是特殊需要,可以通过批准再做五年。一九八五年我已经六十五岁,当时也没有太多工作,我写个报告退休了。从一九五一年在沈阳成立航空工业局,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我在航空工业系统待了三十几年。

整个航空工业的名称变化很大,开始航空工业局是重工业部在管,然后改成一机部第四局、二机部第四局、三机部第四局、三机部第四总局,最后把三机部里面的各局独立建部,分出去以后,剩下的航空工业局就叫三机部了。改革开放后又变成航空工业第一、二集团公司,我是第一集团公司的。

航空工业局后评定的工资级别我是技术四级,每月工资比较高,因此一到要评工资了,领导就来动员我让一让,把升级的机会让给工资低的同事,我也觉得应该让。这样直到快要退休之前我都是这个级别。

平凡亦不不平凡

在快退休时有一次评级,规定是这样的,从来没升级的升一级,我是从来没升级的所以升一级;第二是所有参加评级的普提一级,我又升了一级;正式评时我又升了一级。原本是三十年没变,却在最后一下子升了三级。

我是头一批的高级工程师,部里也比较重视;再提时又被提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国家当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给予国家津贴,我享受了国家津贴,算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退休了又去编《航空发动机大事记》,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工作,比较了解基本情况。编了好几年,《大事记》很零碎,因为工厂很多转折也多,记录不是很全,整理起来就很费劲。编完了以后还要我编《航空发动机工业史》,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没有继续干了。完全退下来后,就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半个右派

因为我的出身,每次运动必定挨斗,堪称为“运动健将”。我是旧社会过来的属于小资产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又在解放前工作过,加入过国民党,所以被批斗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当时单位二十多人,抓出四个半右派,这半个就是我。

半个的原因是,如果狠一点我是右派,如果不狠是半个,但是待遇跟右派差不多。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后来一平反都没问题。

因为解放以后,过去情况我都摆在明面上,证件都交了上去,也没有隐瞒任何情况。在大定当时叫做“同”空军少尉待遇,“反右”时被揪了出来,不提“同”字,只认定是空军少尉。

当年蒋介石曾经去我们厂视察过,被认为是很受国民党重视的。另外我在大定时加入了国民党。但不是自己自愿的,而是当时军工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当时指导员作为介绍人,介绍别人入党,上面要给奖励,人越多奖励越大。所以不管什么人他都介绍,也不像现在入党还要写审查。

“文革”搞运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工作,专搞运动。“反右派”的时候,把我们都揪出来了,接着又“反右倾”。本来我在“反右派”以前是预备党员,这么一揪,预备党员没有了。写大字报批判,画很多漫画丑化、讥讽。然后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问我看后有何感想,我说没有感想,支部书记生气的说:“我们花了几天时间,白天晚上写、画的,你却说没感想,可见你反动思想十分顽固。”可是写的画的都不是事实,我自然没有感想。

发展到后来,毛主席讲不能讽刺丑化。我提出这个问题,支部书记却轻描淡写的说:“有这事吗?要有那可不对。”对于他们是早已经忘在脑后的事情了,可因为这个我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彻底平反后才正式成为党员的。

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不够吃,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挤一些给孩子吃。另外每天都得称,称一斤或几两,因为吃多一点到月底就没了。油票有时候很少,最关键是没有菜。偶尔能有点西红柿,有时候也能买点菜。

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是很长时间没有菜吃了。突然说有菜卖了,赶紧跑去一看都是白菜帮,还是发热的有点冒气,去了一户给一铁锹,回家以后都有一点变味了,那时候没办法也只好吃了。

那时都发粮票定量的米,定量的面粉。要想买豆腐,得拿面票去买,一斤面票五斤豆腐,要很早去排队才能买到。

我们那时候算是特殊的,国家照顾技术人员。技术员一个月发一斤糖一斤黄豆,工程师一个月两斤鸡蛋,两斤肉。群众都管我们叫“肉蛋”干部,管他们叫“糖豆”干部。虽然不好听,但说明群众有意见。

有时候实在不行,给孩子买一点点心,点心都是五块钱一斤的高价点心。因为孩子小,都是五六岁,饿得实在不行,买一点分几次给他们吃。像我这样工资比较高的,还能偶尔买个两三斤。我两百多一点的工资,每个月给父亲母亲八十块钱,剩下花十几块钱买些东西,其他就都用作生活费了。

对中国航空的期望

即便我和航空事业打了近一辈子的交道,谈起对中国航空事业的评价,到现在为止还是很难说。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而且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现在的发展不太清楚,但是看报纸上新出了一些先进的歼击机。

在的那段时间,我认为,从国家来讲,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创新不够,主要依赖苏联,自主研发方面很少,特别是在发动机方面基本上是空白的。困难时期国家号召搞一些民用产品,我们响应了,但是我们敢干的,都是一些与民营小厂争利的小东西,比如自行车厂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也不能显示出我们这样大厂的技术水平和气魄。

我去长春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红旗轿车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了这个去了三次,回来后感觉我们不但可以做,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工厂的现有设备。因此,我说服了工厂的总工程师在厂长会议上提出,但遗憾的是提出后被否定了,连讨论都没有讨论。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动,我们厂现在至少已经在汽车界具有相当的地位了。过去苏联来的资料,大家拼命干,等到自己要独立的时候,就会考验出来没有那样的目光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