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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流年--王立名访谈回忆录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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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知道航空事业的具体前景,但是要比过去的好很多,至少有发愤图强的决心,敢做自己的东西了。本来成功就是在失败的基础上累加出来的,关键是要敢做。

“文化大革命”点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的浪潮,一浪紧接着一浪。红卫兵受到重视以后,工厂的革命群众到机关闹革命。最初我是接待人员之一,负责管理饭票,对闹革命的革命群众免费发放。

有一天一群革命群众拿剩下的饭票要求退钱。我告诉他们这些饭票是免费发放的,用剩了退回就可以了,不能退钱。其他是用钱买的才可以退钱。他们又问:“饭票是不是一样的。”我说是。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买的?”我拿账本给他看有登记还有签名,他们却气势汹汹的说:“这是你们写的,我们不承认,不退钱不行。”

我当时真是火冒三丈,但是对这种毫不讲理的事情也没办法,因为是革命群众为主,我们是被革命的人。事后一起工作的同事对我说,感觉真是一群无赖。气得我浑身发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生怎么大的气。

终生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的肺癌已经是晚期,为了便于照顾他们,我把父亲、母亲和我老伴的母亲一起接到我的住处。结果却事与愿违。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断袭来,每天忙于应对到部机关闹革命的革命群众无暇他顾。最难忘的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新来一群革命群众需要安排住处,安装取暖煤炉,本来工作已经结束,我可以下班走了。这时忽然接到我大妹妹的电话,说是母亲病危,要我赶紧回去。但是这批所谓的革命群众却无理纠缠不放我走,直到再接电话说母亲已经去世,才放手。

由于当时有的火葬场不接受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火葬,我顺路到火葬场办事处去探询,他们一听说是肺癌就同意接受了。

我又急忙跑回家,进门一看,就已是母亲面覆白布安静的躺在床上。走近前揭开白布时,不由得心中一震,母亲双目睁着看着我。我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一直都住在一起,恰恰临终不在身边,可想而知当时母亲的心情。父亲走过来用双手轻轻的把母亲的双眼闭上。但母亲死不瞑目的情景深深的刻在脑中,永远难以忘记,每一想起就热泪盈眶,深感歉疚。

那时的形势难以预测,我们决定当晚就进行火葬,父亲和我商量说不要保留骨灰,他说过去我家曾经保存过祖先的牌位,在后来很不好处理,既不能随意乱放,更不能随意销毁。这样我选择遵从父亲的意思,没有保存母亲的骨灰。

关在牛棚里的八个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有个报告,动员家属去听,所以我要父亲去听。结果当时不知是谁告发了,说他是国民党少将。其实他是文职,只是享受少将待遇,但是没有人去分辨这些。因为他的原因,一下又把我揪了出来。

别人是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等等,我是笼统的反革命,既历史又现行。反右时经历的过程又在重复进行,只是更加变本加厉,还住进牛棚里了。

但是在牛棚里我“待遇”还不错。牛棚里各类反革命分子共约二、三十人。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位搞基建的副部长,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一位局长,所以我在部长和局长之间,地位还挺高。

“五一”进牛棚,到了年底过春节,住了半年多。因为拿不出什么新“罪证”,那些事都交待过,还经过审查,抓不到什么东西。我在部里一贯是很认真工作的,也抓不到什么把柄,所以没办法,到春节找了个台阶,说你们过春节回家团聚几天吧,就这样把我放出来了。

下放劳动的日子

放出来了以后,并没有结束,又把我下放到“五七干校”锻炼。四月二十二日动身到干校去,临走时别人都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去辞行,我是下去接受批判的反革命分子,那会帽子还没摘,所以我不能去。

第一步到陕西汉中。那里有一个厂在建,到那以后住在老百姓家搞基建。当时用砖比较困难,把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就是一个班,派到汉中附近的勉县的砖厂帮他们做砖。他们都是二班倒,我们开第三班,就是夜里那班,夜里那班做的砖都给我们去修厂房,为了厂房我们在那个砖厂待了好几个月。

那时候劳动量很大,又都是夜里干活挺累的。因为都是土砖,除了烧窑需要技术不用我们,剩下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完成,像挖土做胚,搬运晾干,最后往窑里送等等。

等烧够了砖,回去继续搞基建。除了砌墙我没有干,剩下的所有工作我都做过,例如绑脚手架,和水泥、搬运、上楼板等,差不多干到年底。

年底干校迁到了湖北襄樊。襄樊离河南很近,那里有个劳改农场,把劳改犯都弄走后,农场交给了我们。说是农场,其实就是个监狱。高高的围墙,还有两个炮楼警戒,周围没有一棵树,万一有犯人逃跑,隔很远也能看见。

那里没有床,我们在地上垫点稻草直接在上面睡。开始到那儿连水都没有,就需要挑水,一到下雨天,一脚踩下去全是很深的泥。

刚去时我负责养猪。天天住在猪圈里头,在栏杆上面搭块板睡上面;后来好了些,把一个空屋腾出来,稍微整理一下住了进去。养猪是什么都管,清理猪圈、挑泔水,做发酵饲料,包括给猪接生。猪生小猪仔一般都是七八个。

那小猪仔挺有意思,长得肥肥胖胖的挺乖。我过去不知道,养了猪才发现,其实猪挺聪明的。小猪仔一出生吃哪个奶头一直吃哪个奶头,别的不吃。把它摆到别的地方去,它还是找原来的奶头。有的开始生的猪长得比较壮,也就比较霸道,一个小猪霸占两个奶头;后生的小猪仔比较小,爬起来都费劲,爬了半天好不容易快到了,霸道的小猪就换个奶头吃,总是不让别的小猪吃,其它小猪就很可怜,遇到这样的我只好把那个小猪抱走,让别的小猪吃。

有的时候小猪长得一身跳蚤,我还给它抓一抓。它躺在那儿四脚朝天乖乖的享受,因为肚子上跳蚤最多。其它的小猪一看你在给它挠,就都过来,过来了不抢在那等着,一个一个都是四脚朝天的排一行。给这个挠完了,它起来了那个又上来让你挠。因为养得不好,又遇到猪瘟,结果死了很多。

养猪养了大概一年,“五七干校”要办个小工厂。于是将各厂不用的机器调来,工厂虽小也是五脏俱全,房子没几间,但是什么都有,像车床、刨床、铣床、钻床、卧镗、磨床什么都有,特别是磨床还有内磨、外磨;平磨、无心磨、工具磨。此外还有铸造锻造,热处理都是全的。

机械加工部分成了几个组,一个是车床班,由一位车工师傅管,有七、八台车床;另外一个就是生产准备班,除了三台车床包括所有余下的机床,由我负责。还有一个机修班,由一位机修师傅管,负责机修。

那时候没有工人,想办法把上山下乡的子女调回来当工人。我也把我儿子调过来,他当时到陕西延安“上山下乡”,非常苦。那时候招工,一听说父亲是反革命,人家都不要,连我们自己单位去招工的都不要。

没办法,我把他弄来搞机修,跟机修师傅学习。我管生产准备班,这些子弟从来没见过机床都不会,得手把手的教,所以都算我的徒弟,现在这些徒弟对我还挺尊敬的。我虽然有些基础,懂得一些,但是对这么多类型的机床也不全懂,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干,就这样在那干了五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