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这个二儿子刚出生时候比较壮。我这两个“二儿子”都是在家里出生的。我去请来了助产士，在算高级的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妇科，也没有产科大夫，就是助产士跟保健员，其实就是把接生员组织起来了。生老大的时候，我在青龙桥，后来我近了，因为产院在我这，一听到老伴临产的消息，我就到产院把助产士叫到家里了。
我现在的二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快八斤了，助产士叫做史仲英。那时候我的工资高一些，还算够花，开了工资把一个月的粮食都买了，剩下一点零钱给家里买菜。我挣四十多块钱，我爱人挣三十多块钱。两个人七十多块钱，她的工资就是添个菜，买个副食什么的，有的时候还买一些便宜的、处理的东西。我父亲他那时候也是属于合营了。单位让他“看点儿”，现在的说法就是打夜班。他在西直门外“看点儿”，也挣三十多块钱。在那个小二没了以后，我抱着现在的小二去找他。老头说：“把我二孙子抱来了。”其实我抱的是我现在这个二儿子。这个“老二”长的壮，看着比他哥哥大，我父亲就以为是那个老二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孩子已经死了。
小女儿
我老伴生了三个儿子后，就开始搞计划生育了，我正好宣传这些。当时已经提了“消灭小三”了，我响应国家号召，让我老伴做了绝育。我老伴本来不同意，但是生完了女儿（赵桂珊）之后，在我的催促下她还是于1962年去复兴医院门诊部对面的产院做了绝育手术。做完绝育回来，她跟我的父母一起跟我抱怨。那时正好是开春的时候，三个人一起跟我打架，都怪我签字，说我不办正事，人好好的做什么绝育。我说：“都签字了，怎么办？”我也是服从政策。不过我不后悔，因为我是做过计划生育宣传的。过了两三年，她和父母才不跟我吵了，前后一直跟我吵了两三年呢。
我这几个孩子除了夭折的二儿子以外身体都挺好的，基本没有什么大病。三个孩子都出过疹子，全是我给打的针。我女儿是属虎的，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生了一次病，得的是肝炎。我当时不知道，她眼睛发黄，后来大夫说：“你搞保健的，你都没有看出来？”我说我哪看的出来。他说：“你的孩子是乙型肝炎传染病。”我说：“好，那就给她治吧。”大夫说必须在家里静养42天，我想，请假我也得治。孩子当时不能下炕，我老伴还正巧把脚给崴了，我一个人照顾两个病号，吃饭的时候，女儿与老伴、父母们都得分开吃，整整看了42天。当时主要是单位离家近，我都没有请假。
教育儿女
我对孩子的管教说严不严，说松也不松，分不同的方面。他们的学习我没有怎么抓过，都是我爱人抓，而且都抓的比较松。这几个孩子学习都一般，不过都没有留过级。三个孩子报考小学的时候我都跟着去了，当时校长姓石，后来校长换届了。他们考中学的时候，我就不管了，他们自己去的，都在甘家口小学、中学。
虽然我对他们的学习抓的不是很严，但是我对他们做人这方面管的挺严的。我要求他们不许跟人打架、不许私自出去玩儿。他们出了学校就得回家，如果不回家，我知道了就会惩罚他们。也不打也不骂，我就说：你自己看着怎么办？
老大就让我逮到过一次，那时候尼赫鲁总统要来，毛主席都还在，我们都得做花，我就让他出去买。他去柜子里面拿钱，就从兜里掉出来一个东西，是那种五寸长的大钉子，磨尖了。他不知道掉出来了，我看到了就偷偷捡了起来。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没买着，我就问他，他说自己没有找到那个文具店，没买到红纸，空着手回来了。我问他：“你还丢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丢什么。”我说：“没有丢什么？那么这个东西是谁的？”我就把那个钉子拿出来，他说：“我的，我自己弄的。”我说：“你拿这个干什么去，出去惹事呢？”他说：“没有，就是用这个东西挖窟窿，找蛐蛐。”我说：“这跟攮子（刀）有什么区别？”
我就把居委会主任找来了，我说让居委会主任说说看。后来居委会主任赶紧把它收起来，让我大儿子写三份检查，一份给主任、一份给学校、一份给我。从晚上七点多闹到十点多。我父亲还帮着说情，后来他认错，写了检查，事情才算过去。
二儿子也是，他跟同学一块去北郊玩，没跟家里说。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家，我就去找他，他妈妈也满世界找他，上我岳母家问，也没在。后来上他同学家问，他同学的妈妈说：“他跟我们孩子一起去北郊了。”我心想：等回来再说。晚上七点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问他：“你上哪去了？”他说：“我没上哪里，上同学那里去了。”我说：“为什么到时候不回来吃饭？”他说：“我忘记了。”我说：“吃饭都忘了？你想想去哪里了？”我就往屁股上打了一巴掌。问：“到底上哪里去了？”他说：“上东北旺去了，下次我不去了。”我说：“去不要紧，得给家里留个话，你看看学校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学校不管你，但是得跟家人说一声不是？你得给我写一个保证书。”然后他就给我写了个保证书。我这几个孩子其实都很老实，只有老大、老二管过这两次，女儿都没有什么事。
子女婚姻
子女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但是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要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其实作为父母也很高兴能够见证孩子的成长。
我大儿子中学毕业了，就去了土井插队③，一个礼拜回家一趟，吃得不好，土井那个地方困难，土井的书记我都认识的。我二儿子、小女儿都没有插过队，后来工厂招工的时候，土井插队的一个个都招走了，招聘到了燕山。他在燕山一个车间认识了个姑娘，就是我现在的大儿媳妇。
七几年快到八零年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我给了一百块钱，买了小盘子、小碟子，准备了大概三桌子的东西，买的鱼肉、青菜。在森隆（现甘家口商场）请的人来家里帮忙，还借来一些桌子。一共借了五个桌子，用了四桌，一百块钱都用了。
现在结婚老人都讲究给“改口钱”，可是我不主张这个事情，所以没给我大儿媳妇钱，其他几个也都没有给。
我大儿子结婚以后，因为他们俩都在燕山工作，一个礼拜只回来一次，所以我也没有给他们预备什么房子，只是隔出一个十多平米的房间，让他们回来就住那儿。
我二儿子毕业分配，分到第七工业机械部，他跟他爱人俩之前是同学关系。女孩子的爸爸跟我透露过，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快到结婚的时候，老二才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就说你们自己定吧，别的不管，我就给一百块钱。
他们俩原本是打算出去旅游结婚，可是旅游回来就出事儿了。老二说：“您还得替我们办一办。”我说我把钱都给你们了，还办什么。他说，还是得办一办。没办法，我只好到西苑饭店，准备了三桌酒席。去饭店谈价钱的时候，他们跟我要三百块钱，我就说：“三桌一共一百块钱得了。”我跟那个厨师长通过检查卫生，找人介绍认识了，厨师长就同意了。但是那个厨师就跟厨师长闹意见，因为钱不够，一百块钱本钱还没回来呢。
那时候我有一个关系很远的叔叔，他是单身，没有人养老。不过他与我关系非常好，我就把老二的户口迁过去，老二就在那住了，并且给他养的老，送的终，他的房子也就留给了我二儿子。那套房子在白广路，后来迁到北京南站附近一个叫洋桥的地方，也是一个塔楼。搬到那里之后我二儿子嫌弃很吵闹，而且因为房子在风口的位置所以非常冷，就又换到会城门，属于羊坊店街道。但是只换了一间半的房子，他们又嫌弃比较窄小，最后又在石景山买了一套，现在他们让你就住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