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在青龙桥上班，不在甘家口，由青龙桥到甘家口骑车去再骑车回来，得一个钟头，所以我一个礼拜只回来一次，礼拜六回来，礼拜一走。家里的活我只有礼拜天的时候才能帮着干一点，不过那时候我母亲也能干活，所以我老伴还不是很累。1957年我实在不想再这样折腾了，就抓住一次机会跟上级反映，给我调到了甘家口，这样就离家近了，不过那时天天晚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病人家属叫走了。
我跟我老伴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难免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都只是拌拌嘴，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有嚷嚷的时候，嗓门大一些了，但不动手，也没有骂街什么的。而且我们俩拌嘴也是蔫吧的，我父母在别的屋住，根本听不见。所以别人都以为我俩从来没有拌过嘴呢。
其实我老伴也属于急躁的那种人，要不然不会吵架。不过我一直这么想：她是农村来的，天天给我干活也不容易，就得了吧。而且她跟我父母关系还不错，从来也没有谁跟我说过坏话什么的。
1958年甘家口居委会要成立“两站一所”，就动员我们让出我跟老伴住的那间单间的房子，因为可以少花一间的房钱的，就搬了。搬到的那个屋子没有床，现在跟过去的不一样，当时的建筑部门搭的架子都是“杉篙①”。拿那个当脚手板子，当架子。所以搬家时候给我一些那样的板子，拿这些板子搭的床铺。那些板子长得长，短得短，不过最短也是两米多，都够长，就是宽窄不一样，宽窄如果锯好了，是一条线，但是它给我的那些都属于曲曲弯弯的，晚上睡觉动静就很大，吱吱嘎嘎地响。也没有炕被，都是用草帘子垫在下面，上面铺被子。
我还记得过去买东西得用票，我家里我的粮票最多，我父母是28斤，我老伴是30斤，我是32斤。油也定量，六口人，三斤油，都一次打出来，也得抠着吃，月底剩下的油还可以炸些油饼。现在的油用得多，身体反而都不好了，就是因为身体里全是油。那时候买手表也要票，我们都是单位给发，排队，赶上你可以买上，这回给你，下回给别人。我赶上两次，买手表、自行车。我买的是北京牌的手表，四十多块钱一块，攒了一年多的钱才买上。我那时还买公债，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国债，每年都有一点利息。
而我老伴什么也没赶上，不过在不用票了以后，她买了个缝纫机。粮食后来也就不用票了，可以全国通用的粮票我家还有一两张。那时候分粗粮、细粮两种。比如你那里有富余的20斤粮，大方一些会给我一点；大伙在一块，吃多吃少不一样，有的人32斤吃不了，别人26斤不够吃，就混在一块用。那时候人们很少到外面饭店吃，到饭店吃也得要粮票。吃粗粮有粗粮粮票，吃细粮也要细粮粮票。
我还没调到甘家口的时候，卫生院那位院长，他的粮票都归老伴管，有一天他老伴出门了，儿子休息的时候，去看看父亲，爷俩想一块吃个饭。可是找了半天，米坛子是干净的，粮票也找不到，上哪吃去？最后找到缸里面还有一点白面，想着就吃面条吧，但是不会做，爷俩都不会做饭，干脆还是熬粥，其实就是吃了一锅“糨子”。他是卫生局副局长，原来叫做副院长，名字叫耿逢春。
其实我周围的人一直都还行，没有经常吃不上饭的。当时取暖都用煤球，后来有了蜂窝煤，拍煤饼。我也为了能够节省一点，在烧锅炉的时候，酒吧烧剩下的煤灰里有没有烧完全的黑的煤筛出来，拿回家又烧二遍，那时每年冬天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一年四季都去筛这个东西然后拍成煤饼，可以取暖、烧炕，还可以烧水。其实生活困难也没有什么，就是多卖点力气。
最困难就是1960年，那会儿吃野菜。出去挖蒲公英，还有马齿苋，它的小名叫做“死不了”，焯完了之后不干，不像别的菜焯过之后一会儿就蔫了。我就总去挖马齿苋，一般都是菜地里比较多。挖回来以后就晒干，有的时候蒸菜团子，也会拌着吃。吃这些野菜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治病，对拉稀、闹痢疾这种病，不但可以预防还可以治疗。如果拌着吃，还需要放蒜，蒜对身体也特别好，所以吃这个特别健康。而且到菜园子一弄就是一筐的，如果不要根，光是缨子就会很多。
还有到了夏天，一些菜叶子比如萝卜缨子等等都不错。也吃过榆钱儿，可以蒸着吃，熬粥也可以，但是弄得人多，所以还得跟人家抢。我去顺义岳母家回来的时候，还能弄一些“鸡头埂子”，就是外形跟刺猬一样的植物，前面像个鸡头一样，吃下面的茎，也可以吃鸡梗米，但是一般都弄不到。
那时候农村的条件更不好，我去岳母家帮岳母打水，井上面是井口，打水就是拿扁担勾着水桶去水井里摆，我哪会摆那玩意儿？怕桶跑了还得拴一根绳，打完了拎上来再解开，把水倒出来，再把桶放进井里摆。以前井水不干净，外面什么都往里面流，大家就是眼不见心不烦，不往脏上想。现在咱们家里喝开水是死水，自来水不干净，在里面用漂白粉消毒。尤其是高楼，上回我去影视城的一个朋友那，他跟我说，他喝那个水喝了八年，才发现那个楼的水池子里面泡着个孩子，吃那个死孩子水都不知道。我现在只喝电解水。
大儿子出生
我与老伴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其中一个男孩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我大儿子（赵建明）是1956年出生的，1958年生的小二，小三是1959年出生的，生小三时候就是我老伴考进工厂上班的时候。我老伴怀我大儿子的时候，没有跟我父母说，也没有跟我提。等到了快住院了的时候我才知道，就开始联系产院什么的。后来临产了，她就住进了海淀产院。
那时候她胆子特别大，在住进医院第二天就跟大夫说了一声，就自己跑去颐和园排云殿玩②去了。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她胆子怎么这么大，快生了，还到外面玩去了，产院的大夫后来批评她了，我也知道这件事了，但是我没有说她，她头一次生孩子，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后来她懂了，那时候都小，不懂。我老伴年轻时候特别孩子气，当姑娘的时候，说爬墙头玩就爬墙头玩。她自己都说：“我在家说上房就上房。”我说她：“不怨您是属猴的！纯粹是真猴！”
我老伴生大儿子时我没有去陪她，那时候产院都是孕妇自己住院，没有陪住的，什么时候医院打电话让你接出院，你就可以去了。不过我去看过她，当时产院后面是卫生院，整个叫做卫生局，以前是清朝李莲英的住所，还有亭子，后来亭子也拆迁了。后来我老伴生完了出院我也没去接她，那会她走不了，应该是自己上的公交车，也不知道家里谁去接了。因为是头一个孩子我也不太懂，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
我大儿子出生，什么也没办，就是家里面热闹了一下。我岳母来了，我老伴的姐姐没有来。不过我岳母来的时候，孩子也已经几个月了。岳母比我父母岁数小，我父亲是属牛的，我母亲属老虎的，我岳母属蛇，相差十多岁。我岳母是小脚，我老伴相识后也缠过，后来放了。
二儿子
我现在的二儿子（赵建亮）是1959年出生的。这之间还有一个1958年出生的孩子，这个才是老二，不过却夭折了，他是1960年“走”的。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像瞎子一样，不愿意睁开眼睛，一个礼拜之后，才睁开眼睛。他有点“积”，西医的叫法就是消化不良。“积”是中医的叫法，代表“存食”的意思。我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儿童医院看过，都治不了，后来死了，拉出去给埋了。我老伴在房间里哭，我也非常难受，可是也不能一直在屋里摆着，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我就拉出去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