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包是椭圆形的，红了以后可以拿在手里揉着玩。赤包叶子能治臭虫，它上边是光的，背边是带刺儿的，把赤包叶子铺在炕上，第二天一看臭虫都死那儿了。它也是一味中药，但不知道学名叫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吃的了，可是我不知道现在人们管它叫什么，我们那时候就叫“咕咕娘”。它里面是一个红的果，大个儿，甜酸的，外面的皮也是红的，叫红灯笼，也是一味中药。当时没有人种这个，都是野生的，可以晾干了送到药铺去卖。
当时远的地方我不敢去，就在家附近玩。这个地方是叫杜家坑，最远去的就是展览路（旧铁道）。铁道西头就不能过去了，顶多上南面，南大道那儿有一个桥，叫做兴亚桥，到那儿玩会儿就回来，方圆不到一里地。
那时候我有好几个小伙伴，有一个姓史的，在我东面，我家住五十二号，住五十一号姓王的，姓董的住四十八号，住五十号这边姓周的，这几个同学，经常在一起玩。那个姓史的住家的前面有一个菜园，里面都是土坡。
我们几个夏天就都是跑着玩，每天下了课捉蛐蛐儿去。玩的也是顶多是斗蛐蛐儿，推铁环。推铁环就是推那种大铁圈，除了这些就是放风筝，没什么玩的。
有一年我记得是大年三十晚上，过年放炮，那个姓史的同学他家门前不是有一个大土坡么，那天晚上我没出去玩，他一个人去那个土坡玩，到那儿一看有一个男人带着一个毡帽，端着一个盆在那站着。那个人就像死人时候，给死人糊的那个童男童女的样子。他就跑来我家找我，说有人在那儿站着，像童男童女。我就跟他上街买炮竹打算去崩这人，去的阜外大街，买回来再一找，就找不到那个人了。
这按现在人的话来讲也算灵异事件，见鬼了。那时候人都信这个，你说是迷信，也是经常发生这种事。
我是老北京人，所以老北京的小吃我吃过不少，不过像糖葫芦这些小吃只能在到庙会上买，比如白云观。平时没有，我家那边有白塔寺、护国寺，平时就到这两个地方去。在春节的时候，也去白云观这些地方，远的地方不太敢去，不过土地庙虽然离我家远，有时候也去。逢三上土地庙，五、六去白塔寺，七、八去护国寺。庙会上有卖风筝的、说相声的、说书的、唱戏的。
我逛庙会的时候，别的也听不懂，就是听评书去。春节的时候一般上白云观的多，因为比较近，走着就去了。
我们一伙儿小伙伴一块去，也不害怕。上白云观打“金钱眼”，在窝风桥。老道在桥下洞内打坐，这桥下栓着个大型圆钱，然后用钱换硬币打金钱眼，就往那儿打，打准了就是你运气好，还可以玩摸猴，在山门那儿。
我是不玩这些，回来时候买一串糖葫芦。糖葫芦里面最初不是咱们现在的竹棍，而是把那个荆条削了以后，把红果一个个穿上。那一串最多的有时候五十个果子或一百个果子，刷的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冰糖，是那种麦芽糖，糖特别稀，刷了跟白刷一样。还买风车，买回来咯、咯、咯的响，风车现在还有，糖葫芦不是那个时候的糖葫芦了。琉璃喇叭现在也没有了，它是玻璃的，小时候拿着那个吹，地牛现在也没有了。地牛就是像空竹似的，也有顶儿，然后在地上一拉，它就在地上转，也响。
现在留下来的灌肠不是那时候的样子了。面茶现在还有，但是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了，我小时候叫它甜巴粥，里面搁的是海带。爆肚现在还有，可是庙会上很少。烧饼里，现在麻酱烧饼有，掉炉烧饼没有了，马蹄烧饼也没有了，为什么叫马蹄烧饼？因为烙到最后跟马蹄一样，所以叫马蹄烧饼。过去卖切糕的现在也没有了，就是拿刀切，有黄米面、江米面两种的。锅饼也没有了，像锅盖那么大的饼，一层一层的，饼的两头焦了，中间软和，我就吃中间的。咱老北京有好多东西，那会儿都在庙会卖。
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卫生素质也提高了，也懂得卫生了。那个时候不卫生，但是吃着香着呢，比如说现在豆腐脑还有，但是大豆腐没有，有时候去吃饭，说来一碗大豆腐，他们问：什么是大豆腐？
实际就跟豆腐脑一样，就是没有卤，也是拿一个勺子给你盛到碗里，上面放一点辣椒油什么的。就是锅不一样，豆腐就在锅里煮的，煮好了放在锅里保温就行了。
现在好多东西都没有了，以前到了腊月二十三吃糖官，弄一点点的糖，有麻糖的，有芝麻的，还有不带芝麻的，一吃就在牙上沾上了。还有就是酥的，可以搁屋子里，冻着也没事。关东糖现在再买，估计没地方买了，原来是那种四四方方的，有的人就不爱做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还很费劲。
小学易校
解放前上学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候的短期小学虽然收费很低，但是根本学不到东西。
我是虚岁九岁上学，上的是短期小学。短期小学上了三年，老是四本书，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我还记得第四册第三课是“文天祥”，总是这四本书来回绕着学，念了三年，总是上课也不毕业。我就说：怎么学不完了？我那个姓史的同学也说没意思，他是慈悲院小学，在我上学那会儿叫十七民众，现在叫阜外大街的那个地方。他的学校还有升班的，我这边都没有。他家是做花炮的，他姥姥家就在南河沿，原来就是阜成门外往南，就是现在的万通世界东面。后来我们一起转学，转到了育才小学。
育才小学就是在现在的市委党校的位置，那地方原来是天主教堂，育才小学西边是上义中学，东面是圣母会。我们转到那儿，从1943年到1945年上了三年多。1945年就是日本投降的时候了，在那住着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当时我们的校长叫张致和，到我毕业时候的校长叫何致中，他们是广东人，说话都是广东口音。他们当时穿着黑呢子大衣，就像连衣裙一样，中间带一个大“十”字架，是圣母会会员。
那时候我周围的孩子都能去上学，上学钱不多。上短期小学不花钱，不过就是来来回回只学四本书。到育才学校那儿就学语文、数学、修身、美术还有英语，日本人来了以后就学日语。我学日语一直到1946年毕业。
我当时可愿意上学了，上学有意思。上学时候有个老师姓张，总是打手板。背不下来书，打手板，算术题算不出来，打手板，反正到他那儿你哪样不会就得打手板。一道题打三板，背不下去课也打三板，我们给她起个外号叫“三板张”。
教我们的就4个老师，教语文、美术、大字的这是一个老师，教国语、数学的是一个老师。也还教修身，现在叫政治了，一般是校长给我们上课。都不念私塾的课，不学《三字经》，就学《朱子格言》，现在有的孩子也学。
不过上学的时候我那些小伙伴都在不同的学校，有的时候放学了，还能一块回来。其他同学也都关系挺好的，但是也不是那么特别好，就是在一块。
三字经
日本进京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进入北京，全面爆发了侵华战争。但是对于我们北京的平头百姓来说，影响不大。原来我住西郊，没什么特殊的，在外郷也见不到日本人。我爱人他们家在顺义，那会儿归河北省管的，那儿跟这儿也不一样。
卢沟桥事变
不过就是想进城的话就要检查，搜身、摸摸、打药。把药喷洒在身上，怕传染，打预防针，什么霍乱的，鼠疫的，抓着你就给你扎上了。现在讲宣传，思想给你打通了，让你自愿去打。当时不行，进城就得有注射证，拿不出来就不管，直接拽过来给你胳膊扎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