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一个月菜回来，够全家一个月的开销，用这个钱把粮食、油都买了，买够一个月的还能剩下点钱。当时家里就三口人，这是1949年一直到1951年。
教员
卖菜毕竟不是一个长久的工作，后来北京铁路局盖楼的时候我也干过，月坛的电业局我也去过。再后来乡政府通知我，说因为专职教员请假了，没有人，缺少教员。这样我替了不到一个月，就是教拼音字母，当时叫做“速成识字法”。
因为专职教员家里事情办完回来了，我就又下来了，接着卖菜。之后乡政府来通知，说木樨地桥西——给北京铁路局盖楼，那里招工。我就去了我，在这里我干了快两个月。就在要转正的时候，区政府通知我说要招收专职教员，我又放弃了铁路局盖楼这个工作去了海淀区参加考试，那会儿叫做文教科，到那就算是考上了。
考的什么题目我都忘记了，考完之后我就回家等通知。过了些日子，通知来了，那时候不直接通知本人，而是通知乡政府，当时的南营房乡的乡长叫做卢振喜，他通知我去区里报道。区政府在海淀的太平庄，我到那儿一看，共有七个村子需要专职教员。靠南边有百万庄、二里沟、北蜂窝，羊坊店，三里河这几个地方，别人都挑好了，都有了人，我没得挑就只好去了三里河，那里的银杏树非常漂亮。我在三里河干了八个月，那时候我就挣工资了，一个月挣34块钱。这是1951年的时候。
后来那儿形势不好，不挣工资的教员们闹矛盾，我是属于挣工资的。这里就有一个区别了，我当时已经是专职教员了，专职教员有工资。我之前替别人教书的时候属于群众教员。做群众教员不挣钱，做专职教员等于在行政上是校长，但又不是校长的职位，群众教员就是一帮群众。
那时候是回汉两教相互闹矛盾，年轻的人一帮，年长的人一帮，其中有乡政府的文教委员。文教委员一看闹矛盾，就会让这个人今天请假，让那个人明天请假，我作为专职教员今天替这个上课，明天替那个上课，最后却亲的人太多，我替不过来了。
两个班级都缺少老师，我一个人是不能照顾两个班的，最后我跟乡长有点急了，我说我干不了了，让他跟区政府商量一下给我调一调。乡长叫做杨凤山，现在去世了，他对我不错，他说我：“你这是干什么？干得好好的，怎么担不起重任想挪地方呢？”我说：“不是的，我如果做不好，对不起您，对下面的群众也不好交代。”那时候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还有学习小组，要上两个钟头的课，三里河乡部分七个自然村都有学习小组，我得一个一个挨着村子转。
后来跟上面反映，文教局就说让我去工地当收料员，在八大学院那。但是我在家等了三个月也没有信儿，我跟乡政府的乡长说：您再帮我催催。他说：我帮你催了。他是回民，我是汉民，后来他不当乡长了。
之后又不让我去做收料员了，让我到了区卫生科，是卫生局的前身，其实那时候卫生院是区卫生科的下层，后来成立的卫生局。找了院长，给我开一个条，去青龙桥医疗预防站。
成为保健员
我在青龙桥医疗预防站干了五年。在那里我名义上是助理护士，实际上是做防疫工作。
我们站一共只有两个大夫，两个护士，一个司药（就是管拿药的）。我算是搞外勤的，他们属于搞内勤的，我骑着自行车到各村转去。他们当时每礼拜二晚上有一个学习会，参加学习会的人里有的是做中医的，有的是诊所里做堂的医生，每人轮流给讲课。我总去上课，这样，我学了很多东西。在这基础上，我还学了点针灸知识，认识了一些中药等等，这才学了一些真本事。我们学习都很认真，他们也是倾尽所有知识来教我们，比如针如何打，他们都会教给我的。
当时在预防站我具体管的是防治夏天的痢疾、肠炎等等这些病。比如你闹痢疾了，找大夫看了，他填写“疫情报告卡片”，我就去给你送药。传染病分甲乙两类，甲类是三大种——霍乱、天花、鼠疫；乙类——痢疾、肠炎、麻疹、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有的时候我也跟着大夫一块去出诊，上冬到明年开春是容易出现麻疹的时候。
虽然我总接触这些患有传染病的人群，但我自己从来没有被传染过。因为我免疫力，麻疹出过一次就不出了。我们主要是负责痢疾，肠炎、麻疹、猩红热。脑脊髓膜炎会更严重的，那就是区里面的事情了。当时区里有个防疫站，里面有个防疫科，专管比较严重的传染病。比如霍乱一类的病，如果有一个人得病，整个村都要被封闭，四面都要控制，不能让病毒传播出去。
当然这就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了，但是我们也得搞宣传工作。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宣传工作也就是宣传图片等等，都是区里配合。后来因为甘家口门诊部离我家比较近，我就要求由青龙桥调到甘家口。调到甘家口以后，我还是做这样的工作，我还记得我是在1957年腊月三十调回甘家口的。大年初一就上班了，因为正赶上流行感冒，甘家口医疗站连大夫、护士加起来一共不到10个人，而病人却特别多，我们就黑白班的上班，上了夜班，还得上白班。
那时候就是晚上的门诊最忙，不过有病人来看病，大家就都得跟着，有大夫就得有护士，有护士就得有司药，连护士加大夫，还有助产士都留在里面工作。
因为我是刚刚调过来的，就去护士那边，帮拿点药什么的。挂号的人如果不在，我就帮着挂号，打针等等，也不分什么活儿，哪里需要我就去干，后来慢慢的人员就增加了。
现在门诊部的红楼叫做丙楼，1959年以前是平房，门牌是甲57号，我记得是1956年盖的，前面有一排房子，后面有一排房子，后面一排是厨房、宿舍与药库，前面一排就是科诊室、注射室等等。
对抗“迷信”
我做预防工作好多年了，虽然不算是大夫，但是也遇到不少病人，救回了许多孩子。这之间我也经历了不少让我难以忘记的事情。
记得我还在青龙桥医疗预防站的时候，在肖家河的河南辛村，有一个男孩子病了。当时已经诊断了这个男孩是麻疹肺炎，这里牵扯一个迷信方面的问题，当时的人们都迷信，认为孩子得了麻疹不能打针。我去的时候，孩子的奶奶站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就说：“您为什么不让进？要立刻给孩子打针，否则孩子就危险了。”她不让我打，说：“你走吧，孩子死了不找你。”后来我没办法，只好回来与站长说了情况，当时的站长名叫做方曾瑾，我说：“老大妈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也不让打针。”他说：“那与你没有什么责任了。”然后，那个孩子就死了。
这都是迷信的结果，我现在想到这个事情还是很难过，那时候的人都非常迷信，有些迷信说法听着都非常可笑。
比如在甘家口保健站的时候，我去做宣传，那时候人们迷信说：出麻疹的话，就在门口挂一个红布条，挂一颗香菜。这能起什么作用？还有迷信说：孩子妈妈来月经，孩子出麻疹，妈妈腰上挂一颗香菜就好了。孩子出麻疹跟母亲来月经有什么关系？这是两码事，一个是生理关系，一个是传染病，就算把整个香菜地都披在妈妈身上，孩子病也好不了啊。
虽人们的迷信思想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件里对抗过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