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在我毕业以后校长说给我找工作，那边日本来抓壮丁了，也会给你吃的，但是不让你回来，找工作的时候我跟父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父母不愿意让我当兵往远处去，他们说你一个人挺老远的还回不来，留下我们老两口怎么办？就考虑干什么工作。校长就介绍说：去医院工作的话不管是国民党来，还是哪个军队来，都是用的着的，不能受什么大委屈，也不会抓壮丁去招了兵。我父母一想的确是这样，就这么想的才去医院当的学徒。
辗转求学
1946年我小学毕业了，虽然校长保送我上中学，我自己也很喜欢上学，但是因为家庭情况，我还是辍学了。虽然上育才小学也收费，不过学费很少，一学年才一块多钱。上中学就贵了，所以我父亲不让我念了。校长说不行就保送你上中学，可是保送我念中学，我也不去。
那时候保送不像现在这样，挑学习好的学生保送，当时我学习就是一般，但是校长对我好，就让我上中学。当时是把我保送到现在的顺治门中学既南堂中学，在宣武门里头。现在那儿是不是中学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父亲说了：拿整钱好拿，零钱不好拿。为什么不好拿？学费是整钱，好拿，但到时候做童子军穿的制服，什么白褂子、黄裤子，要好多钱，这些都是零钱，不好拿，所以就没让去。
校长说那不让去，这几年的学习不都耽误了？校长就叫人每天把我锁在校长室。他把我锁在屋子里不白锁我，我还得接着念书，让我念《朱子格言》，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这是头几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念、念、念反正天天去，除了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上教堂去礼拜，我就等于又上了一回六年级。过了不到半年，就换了一个姓任的校长。这回这个校长找我谈话说：得了，让你上课你也不上课，你上酒厂去吧，伺候税务员。
我就去了酒厂，是一个做葡萄酒的厂，到那儿伺候人去。给人端茶端饭，打扫卫生。做那个有很多空闲时间，没事回来又上校长办公室去，在那儿还得念书。就这么呆了不到三个月，我感觉不行，然后上西餐厅，是外国人开的，老是给他们端饭，那里也有法国人、也有英国人，后来有一回就把脚扎了。
那天下雪，当时我穿的不是现在这样的鞋，而是日本投降以后那些日本兵丢下的军鞋，捡他们的大靴子穿，然后让钉子把脚后跟给扎了。扎了以后我在家休息了很长时间，有一个多月，我就说不干了。西餐厅的厨师去我家找我让我接着去，我想那就去吧，这次去又待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就学蒸窝头了。
医院学徒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当年为了父母为我的未来也是费了不少心，终于选择了医疗这个行业。在西餐厅里我学不到任何东西，任校长跟我父母商量之后，又把我介绍到了法国医院，到东交民巷找一个姓潘的，他在医院里面好像按现在来说是当秘书的。这个姓潘的又给开介绍信，介绍到现在的英子胡同口，叫妇幼保健站，在解放前叫人人医院，当时是私人开的。医院的院长叫方连玉，大夫叫陈锡黼。实际上他们是两口子，在长安街也开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院长是陈锡黼，大夫是方连玉，俩人正好调换个位置。
我就在人人医院一直干到1949年，学徒学了整三年。去到人人医院当学徒还得签合同：合同期间要是不干活的话，每天要罚十斤小米。那时医院里面有大夫、护士还有大夫的外甥，他也是个医院大夫，还有一位护士姓胡，还有一个男孩子叫做王长生，这个人是住在黑山扈，一共这几个人。
我在医院当学徒其实也没学到什么，就记得三四十个药名，比如说刚刚开始学的阿司匹林，雷夫诺尔、碘酒等等。学了三年没学别的，就学了看孩子了！不是说学习给孩子看病，而是给院长看小孩。进来一个病人，大夫就得看病人去了，我不帮他看着孩子怎么办？
医院一个月给我开三块钱的工资，那时候还管吃饭，而且家里也不用我交钱，所以三块钱都是零花钱，完全够用。
不过当学徒都要受些委屈，我忘不了的就一件事，就是大夫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却不知道因为什么。打完了我还在想我犯什么错误了？当时一想就觉得委屈，现在不想这个，想开心的事。
医院原来有个女的叫胡淑兰，她转到电力医院，走了，还有一个姓王的，就叫小王子，也不干了也走了。我在那儿住着，就剩我一个，陈大夫问我会不会骑车，我说不会，他就说：“全北京城要有人一看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不会骑车还不让人笑话！咱这儿有车你为什么不练啊？”
然后我就在医院这儿练，从英子胡同往北骑，骑到四牌楼。登着马路牙子上车，慢慢的练，整整练了一个礼拜。后来每天骑车找我父亲，他在中间那儿卖大白菜，找他去。顺便吃碗馄饨茶汤什么的，吃完再回来，这段时间最开心。
派劳工
解放前夕，北京城里头三天两头抓壮丁、派劳工，我最烦的就是那个时候，派劳工，修飞机场什么的我都去了。
有时候是乡街道办事处通知我们出去做小活，做劳工去。我一共去过三次次，头一次是在广安门外头挖战壕，外头是八路军，里头是国民党的人。去了几天，以前不是还有城门楼嘛！到后来几年城门楼全部都拆了。第二次是上天坛里头，去的黑白天的班，第二天回来眼睛都肿了，烤火烤的。那三九天我也冷，就烤火在那歇着，把眼睛烤肿了。后来在天坛里面修的机场，当时是李宗仁当行辕主任。这几次都是在围城的阶段。我其它的活也不会干，就是去挖地了，轮流排着队大概去了三天，集合以后就去他那儿，这是1948年底，1949年初的事。
李宗仁
子承父业
1949年10月，我改行了，继承了我父亲的工作，卖菜。我有一个亲戚，我得叫他哥哥，他在太平桥住。我这个哥哥要结婚，我想去参加婚礼，就跟陈大夫请假。一开始请三天假，请了以后说不行，那就两天？两天也不行，那就一天？一天还不行。他说你请长假行（就是不干了），我说请半天假，可是也不行。我想请长假就请长假吧，然后就把铺盖卷起来拿走，不干了。
那是晚上9点，我把铺盖扛在肩头上，直接到家来了。到家里母亲还说你这会儿回来干嘛来了，我说不干了。她说：“你这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怎么办？”我说干什么不行，正好我三叔的推车在我家放着，我就借用来在菜市场趸来菜（整批的进来菜），进城卖去。
我每天白天推车卖菜，就在南礼士路北口，那是菜市，就是现在的早市批发市场。当时城外都是农村，农民种了菜搬到这里卖。那里还有掌秤的，写条子的，先把菜买回来，晚上交帐。
当时都是先佘来菜进城去卖，卖完了再给钱。我去了不买那种很好的菜，为什么不买好的菜？买一毛钱三斤的菜跟买一毛钱一斤的菜就不一样是不是？便宜的菜卖的多。我也不是说买那种扔了烂了的菜，就是那种稍微有点毛病的。当时我想：要是我是买主，我就买便宜的不买贵的，一样是吃。当时我就买大陆货，想着卖的时候大方点得了。
我进了菜以后进阜成门沿着阜成门到西安门去卖，到中午12点多菜就都卖完了，卖回来晚上一算帐，跟我父亲比，我比他挣钱挣的多。我挣三块钱，老头挣一块钱，我还多挣两块钱，为什么呢？买的跟卖的不一样，卖主卖你好的菜，他买的时候肯定贵，卖出去也就会很贵，中午这菜一蔫吧，再一走水分，是不是更丢斤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