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的药，就是十多块钱，他相当于卖药的了。后来我就跟孩子家长说：“那就转院吧，药我帮你看着处理。”本来口服的药是不退的，医院都有这个规定的，不能退。退了给谁吃呢？会很麻烦的。所以我跟主任说：“糖浆就不给退了，把金霉素给退了吧。”当时想办法给用了就行了。病人的家长出门就把糖浆给摔碎了，说：“是怎么回事，给开了这么多的药。”我就上去劝：其实不至于这么大的火气，药已经给解决一部分了，不可能全部解决的，这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因为这件事我跟陈淑华大夫说：“我们应该考虑病人的生活问题，药物、住院等等都需要花很多钱的。玉渊潭那边的农民虽然比其他公社的赚钱多点，但是也没钱。”我这人就是这么嘴直，当时他还蛮高兴的答应，后来他给我“小鞋”穿了，没有办法。
他总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平时见面都挺好的，该说话说话，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就出事儿了。比如，有领导找你谈话问有什么事，他就借着机会跟领导说些事情，关于我一些不好的传言就出来了。
尽职尽责，热爱工作
做预防工作不单单是要给小孩子看麻疹，还要宣传计划生育、帮助群众消灭“四害”等等。
那时候经常做宣传、开大会，开会的时候，一家一个人必须得去，谁那儿宽敞就到谁那里开，主要是左右的街坊邻居。
我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感激我，现在这些孩子都四十、五十了，见到面，都会说起：“当时我得麻疹都是您治疗的。”
听到他们这么说，我非常开心，再说这也是我的工作，是自己应该做的。那时候天天上班早出晚归，早上上班，有条子就往外走，尽量上午一起做完，干不完就得下午了。
那些条子都是每个村子挨家挨户统计出来的。门诊部保健科将填好的卡片发到居民手中，比如哪家有孩子，出过麻疹的孩子不填写，没出过麻疹的孩子填写。有时候弄错了，出过麻疹的孩子也填了，而孩子得的是猩红热，过了两三天我给看病去，孩子的病都好了，这不白跑了么？麻疹有一些潜伏期，两三天好不了。
这种事都时常发生，空跑倒没有什么事，但是如果不跑的话就是我的责任了，别人会说是我给病人耽误了。我就是这样，必须到病人那里看一看，如果不是麻疹，就放心了。所以，那个小条子必须好好保存着，上面名字、年龄、地址写的非常清楚。
那时候住在青龙桥和甘家口附近的人经常会看到我，骑个自行车，由这个村到那个村，走家串巷的。当时都是土道，不像现在的大马路人多会撞到人，当时走多久都遇不到一个人。我拿着地址找，差不多到一家，准是错不了。
说到这我又想起来一件事，还是在门诊部搞保健的时候，办事处也没有计划生育，我在保健科宣传计划生育，你说老头子去宣传这些工作多尴尬？当时我的无名指、小拇指两个手指头都戴着避孕环，兜里揣着保险套，没有办法说。
后来听当地人说有的人把保险套套在脚上了，还有的把保险套切了，煮水喝，都不会戴。戴避孕环以后，有大出血的，我又不是妇科大夫，怎么看病？随即通知去医院。
还有老思想的，就想多要孩子，要儿子，对这些人我就得慢慢做思想工作，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区里给的任务，该讲的我是给讲了。那个时候的口号特别有意思，叫做“消灭小三”。
还有“消灭四害”这方面的我们都宣传了，针对哪一种病都说了。这些是口头上的宣传都没有太大的难度。还有比如如何涂抹紫药水、宣传套夹板（针对腿摔坏）等等。
那会儿每天的工作都很累，有时候还要面对许多的不理解，但我就是想着要干一行爱一行，从没有想过跳槽。
躲避“文革”
“反右”、“文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非常的不平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事件。
1959年“反右”，那时候建了3个医疗预防站，青龙桥、西北旺、清河三个地方。所以调到甘家口这里的主任是那里的站长。他名字叫做高云鹤，现在也已经快一百岁了，当时被打成了“右派”。群众每天喊口号，开会，帖“大字报”，把他主任的职位给免了。让他上“五七干校”劳动去，把叶文奎调过来当主任，他属于复转军人，后来主任又换了好几个人了。
还有好多的斗争，其实就是想办法整人。比如“红色造反队”，一个人的叫做“一颗葱”，也算一个队，还有很多，20多人是一个队，还有“保皇派”，还有“红卫兵③”。
那时候斗争的特别厉害，我们针灸科的大夫被批斗了，他受不了了，一天白天没有病人的时候，他关上门自己拿钉子钉自己头顶。他叫做孙金坡，是六建公司调过来的。第一天钉自己钉子的时候，被人救了。第二天他又拿钉子钉自己头顶了，这次他成功了，就这么死了，他的家里还有两个女儿。
要说那段时间有些人真的很惨，我还好，没有受到过冲击，我躲开了。我在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去水上救治，1967年上的医疗队，去了差不多两年。我也不参加各种争斗，我跟着他们做什么呢？为了躲避互相争斗，而且我也想多学习一些知识，就赶紧去了医疗队。
1963年开始，每年夏天我就不在门诊部了，上玉渊潭搞水上急救。如果有人落水了，被人救上来，我就该打针的打针，该救护的救护。我做了四个夏天，都没有学会游泳，还是旱鸭子。我只负责在岸上打打针，做做人工呼吸。当时玉渊潭谁都可以进去，随便玩儿。
水上急救一般都在中午的时候，晚上就清场了。早上没什么事，不用去，一到中午就去了，早上可以准备一下。这是一个插曲，由那里回来，1967年的时候，我就跟着上了医疗队。也是区卫生局组织的，到了六里屯那边，呆了三个月，后来又调到了上地，做了一年半。又跟着学生拉练去，就是甘家口的七个中小学校拉练，由甘家口到了前八家，顺着那里往北走，进入昌平区十三陵的涧头及大红门，在那边过的元旦。
我们都是走着去的，我推着车子，后面带着行李。学生就都跟着我，他们都是每个人背着一个小包。我属于医疗人员，还有个药箱子。在那里过了春节元旦，就又往回走，往回走就不走这条路了，换着别的路走回来的。
我就这么躲过“文革”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是回来之后才听说的：那时候“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提出了“八不养”，鸡、鸭、狗等等一些家禽家畜不允许养，因为脏，不卫生。我宣传这个事来着，有人就想批斗我，说我越权了。但是没有批斗成，因为我走了。其实我只是传达指示而已，与我没有关系的。后来一说起这事我就乐，其实批斗我也没有什么可斗的事。
我一直想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想批斗我，我跟他平时关系都挺好的，我在单位跟谁都不错，但是关系太好的人也没有，这可能与我的脾气禀性有关。
现在有时候我就找人多的地方转转，但是当时我就比较喜欢静。我那时候也不是完全躲避，就是事事不参加就完了，自己得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