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一个想法。我看问题都从两方面去看，“红卫兵”、“造反派”他们那种冲劲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有很多国家的文物都摔碎了。
借调成为街道干部
我这一辈子其实都还算顺利，不仅成功躲避了“文革”，还在想改行的时候，很顺利的由保健员改行成为街道干部。
做预防工作做了许多年，我其实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我的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属于高小，可是我没念到。所有护士、大夫学问都比我大。这方面我很吃亏，因为升级的时候没有我的份，受累都是我的，没有医学文凭就这样。
我在这里从1957年开始干到1970年，十多年了，经手的麻疹病例没有死一个人。最可气的就是人拿这个条子，孩子有肺炎了，找大夫出诊去看，大夫偷懒不去。他们说：“我不去，找老赵（赵万森）去，他是管这事的。”
门诊属于急诊，就应该是他们去的，他们应付出诊，把病人支到我家里了，晚上我还得去医院。我想干脆不干了，受这份气做什么？他们坐班的不出诊，我家里又不是门诊所。老是半夜听见敲门，孩子的病我放不下，还得去。不管怎么说，我经手没有死过一个孩子。
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跟学生拉练回来，就是1970年的时候，办事处的副主任叫做刁学礼，他要借调我到街道办事处，我就同意了。把我借调过去主要是为了组织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刁学礼是主抓人防工事的。当时也没有人，没有人怎么成立委员会呢？他说：“你把我的组织里的人借过来，由他们慢慢再组织人，把这些人借来再跟单位说，单位再派人。”这样才把爱国委员会成立起来。
我跟刁学礼关系很好，我俩是在门诊部的时候认识的。有的时候在各居委会搞计划生育、防疫宣传的，要开宣传会，必须先通过办事处，办事处同意了才可以开，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就慢慢组织起来了。他其实也是看我挺受气，再加上我在卫生这方面的工作的确比较有经验，才调我过去的。
居委会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有卫生组长，整个机关、工厂、学校和商店，也分成了组，机关分中央机关、地方机关。学校有一组，检查卫生的时候，就把他们组织了。查了学校组又查了机关组、工厂组等等。工厂组是把“水利印刷厂”、“二汽”之类，把他们组织工厂里面，哪里都得有车间，只要是厂子都会组织在工厂组里面。
组织在一起就是为了卫生检查，预防疾病。重点地检查卫生，就是检查卫生的好坏，主要是检查食堂，因为病从口入。办公室，环境卫生等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是食堂，要是食堂发生员工事故是大事，要预防。
拒当科长、队长
不论在防疫、保健，还是在“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么多年我基本都没有什么大的波折，这应该是跟我从来也不愿意当官的这种性格有关系。
到办事处之后，在“爱卫会”组织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城建科、城管科，主任叫做方起生，他让我当科长，我不当。当了科长的话上面要考虑领导，下面要照顾群众，照顾上面还是下面？如果照顾上面，群众就会说我顺竿往上爬；如果跟群众搞好关系，领导会说我与群众是一起的，两面不讨好，我干脆哪边都不要。方起生就说：“如果你不干就交钥匙（意思就是别干了）。”我说：“我交，到一定时候我一样都不少交给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八几年了，我也不巴结领导。
后来一个叫刘爱秋的女同志当了科长，她党员。我又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会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事，都会先向着你来，我不是党员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
后来又成立了卫生队，也叫做清洁队，是管理马路、居委会卫生的，然后把各居委会搞卫生的和街道组织搞卫生的组织起来。大马路由环卫局管，小马路比如甘家口这边的一街，二街，三街等等由办事处来搞，这得有一个组织，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卫生队。还有买工具的什么都得有，后来工具买了，车、扫帚，铁锨等等都给买了。
人员都是招的，一个月三十来块钱。如果给钱多了还好，钱少了还骂你。跟现在的环卫工人不一样，他们是属于街道清洁工人，城管科代管。成立的时候又让我当这个队的队长，我不干，就那么一句话。后来出了一件事。
清洁队有拉土用的车，后来区环卫局把车收归区里了。车交出去了，跟车的人员区里没全要。当时跟车的两个人，一个是傻子，一个是哑巴，傻子要了，哑巴不要，后来哑巴把方起生主任给打了。打了之后就把哑巴的父母找来，告诉他们哑巴把主任打了，得看病的。
我认为，还是主任做得不对，本来他是残疾人，说话别人听不懂，让他上哪里干活去？得给人家找一个出路，车交了，人就得一起走，事前应该给上级交代。这个孩子也没有上级帮他找工作，什么都没有安排，其实孩子说不出来话但是心里有数：你把我的生活来源断了，我肯定要和你拼命。这个孩子在派出所蹲了半天，最后回来了，给方主任看了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到后来给哑巴安排了工作，还是搞卫生。
教育徒弟
到了城管科之后我工作还是跟预防有关系，主要就是下雨、下雪之后的清理和卫生问题，工作也不算单一。如果下雪比较好办，通知各单位，各扫门前雪就可以了。如果遇到雨后积水的问题，得去打药，不但亲自打药，还得带徒弟。
我一起带了两个徒弟。但我那个时候脾气不好，有点让别人下不来台，我管辖的范围内一共有五、六个小河沟，有积水就会生蚊子，所以我得往里面打药。我通知徒弟去打药，他们都不去，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他们还都不说。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药物都锁起来了。我认为：你该去打药就去打药，为什么不去呢？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出来。
最后我跟主任说了，第二天他们给我承认错误，我说：“我是为了工作，该干我们就得干，如果说今天你有什么身体不适，该说就说，但是别闹情绪。我也不是科长，你爱怎么提就怎么提，但是因为我管这摊子就得负起责任。”对于工作我就是这样的态度，自己再不舒服工作也得干，哪怕自己躺三天也得干完了工作，该我干的就得干，不能出太大的差错。
可能他们两个人会特别恨我，他们学完走了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联系过。不过现在我也不往那上面的想了，其实我心里都不记恨的。
平实的工作
在城管科除了负责打药以外我还负责发工资，当时每年年终都有奖励，如果这个单位每次检查都是优，那么年终奖金可能会高一些。
有好的肯定就有卫生环境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工作哪方面做得不够格，不过跟中央、市属单位联系，别拿大头来压人家，也应该客客气气地跟人家说话。
不过工作上肯定也有一些摩擦，工作上，语言上会有一些争执，但是过了就完事了。有一个副科长姓何就因为检查卫生，让院长下不来台，不过我自己本身没有与人有很大摩擦的事情。
我跟同事的关系都还不错，不过也都不太亲近，关系比较好的也就是郑文祥和刘桂兰。当时郑文祥是主任，刘桂兰是书记，可惜最后去世了，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年终的时候能互相走动走动的，就已经是比较特殊的关系了。比如刘桂兰还有副主任家住在马甸，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平常不怎么走动的，这就算好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