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根本没有问题，就是一些无聊的人瞎琢磨。原来我父亲是经营地主，虽然我扣不上经营地主的帽子，但是我是地主的子女，所以就批判我。我父亲的经营地主，还是国家评定的。虽然对我们这些地主子女，组织上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得好好表现，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只有这样，单位才说不出什么，也就不会把我怎么样了。
这个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对有问题的人进行帮助”，于是也要对我帮助。但是实际上大家并没有什么可帮助我的，因为我的工作一直表现很好，大家也不知道要对我进行怎样的帮助，所以瞎闹了两天，也就不理我了。
群众批斗大会
当时我们单位还有比地主子女成分更高的人，那些人还得继续挨批斗②。其实就是：低头、哈腰、撅着。但是我一直没有挨批斗，对我，他们也就是指点一下，告诉我什么该交代。但实际上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过了两天就没事儿了。
印象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成分比较高的人就会遭到批斗。对于那些人的惩罚就是让他们低头、哈腰，而且胸前还得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人名。
至于那时候的批斗大会，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主要发言人，有炮手，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批斗过那些人。他们在被批斗的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站着、听着，有不服气的，也不敢出声。而我的父亲虽然是经营地主，但是因为他在1956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没赶上被批斗。
关于大字报
1954年的时候，流行贴大字报③，贴得铺天盖地的。那些大字报都是用红绿纸，上面写黑字，我也写过。其实也没什么可写的，顶多就是“走资派死不改悔，死不交代，在人民群众面前低头认错”之类的。那会儿也不管写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只要是写出来的都贴。当时贴大字报这个运动就是一阵风儿，过去了就完了。平日里那些给群众印象不好的人，就会遇到比较大的挫折，被欺负。我们单位的人都比较好，还没有那种专门欺负他人的人，大家都是跟着党的形式走。
大字报
那会儿我们就在生活区的一个院子里面贴大字报，那儿有一个专门搭好的架子，供我们往上面贴，基本上两三天就换成新的大字报了。我记得当时是我们一起的几个人先研究好怎么写，然后再往上面贴，大家都写，没有固定的人去执笔。虽然我们写了很多大字报，但是都得有真凭实据，不能胡乱瞎写。当然了也有人瞎写，胡说八道，但是领导掌握着方向呢，所以那些被人诬陷的人也不会受到批斗，因为领导都看得出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贴了也是白贴。不过那些属实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就会召开批斗大会了，那些相关的人就会遭到批斗。
那些平日里跟群众关系稍微好一点的领导，一般不会被举报，会好一些。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但凡那些被举报的领导，全是平日里跟群众关系不好的人。一般这样的人都是被举报占了个小便宜之类的，但是没有什么重大的罪行。
“忠”字舞
我们那会儿什么都讲究个“忠”字，要一心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忠字舞”
我记得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会儿大家都跳“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主席忠心、忠诚的集体舞蹈。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满怀深情迎九大》、《毛主席语录歌》等歌曲都是那个时候这种舞蹈的伴奏。我那个时候也跳过，不过那时候什么政策都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这个舞也跳了几天就过去了。
那会儿经常会忽然下来一个政策，大家就马上响应。但是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又有新的政策了，大家又马上响应去，反正政策就是经常换来换去的。
“忠”字舞不是什么时候都跳的，一般都是在“早请示、晚汇报”之前跳这个舞，跳完以后，再请示汇报。其实这个舞就是一个形式，主要就是为了表示忠心的。
说到“忠”字舞就得说说“早请示、晚汇报”。那个时候大家都分派，有“造反派”④还有“保皇派”⑤。当时都是这儿一拨、那儿一拨的，天天对抗。那时候“革命派”⑥到最后还会跟“造反派”进行武斗，但是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我们单位也就是开批斗大会、互相指责之类的。
那时候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我当然也不例外，只忠于毛主席，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我们单位大部分都是“革命派”。
出现“红卫兵”
大概是1966年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区进行革命串联，“大串联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我们那儿没有，因为“红卫兵”是以学生为主。我对“红卫兵”的认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不过在民主平等、资本腐败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往北京跑，我看见过很多这种往北京跑的“红卫兵”。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分几次接见了他们，那会儿“红卫兵”都是学生，有住的地方。当时我们单位正在重点抓效益，提高生产，所以也就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
那时候当“红卫兵”没有什么条件，谁想当都可以当，主要就是看出身：出身好的就可以扬眉吐气，出身不好的就成蔫瓜了。即便是这样，我邻居们也没有孩子去当“红卫兵”，只有我的大女儿当了。不过她没上外地去过。我二儿子那个时候还在上小学，所以没办法当。
虽然我大女儿当了“红卫兵”，但是他们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他们平时都干什么，我从来都不过问。反正那都是他们的事情，我问了也是白问。
“红卫兵”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爱穿军装，觉得穿起来特别精神，特别自豪，我的大儿子也不例外。但是另外几个孩子都没怎么穿，因为都还小，不懂事儿。那时候除了军装特别流行以外，还有军用水壶、背包，也都特别流行，但是我没穿过。我有点儿记不清楚了，我女儿的那套军装好像是发的，我们家除了她和我大儿子以外，就没有人与“红卫兵”有太多的接触了。
三军两支，全民大炼钢
1967年1月23日，毛主席提出了“三支两军”的决定，其实也就是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援工会、支援农业，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化管制，以及对学生进行军训。所以当时军队还派人去了我们单位，领导给作报告，但是他们的到来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因为他们总共就来了两个人，主要就是一个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