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南昌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是一所生产劳动和学习紧密相结合的学校，农是搞水稻的，商是研究养蚕的桑树，搞茶叶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大课。当时我们看到还在修建方志敏的墓，据说修了一部分，中间出现了一些情况，所以就没有往下修了，后来问题解决之后才又继续修建的。
我们参观了烈士纪念堂，里面是江西大革命的时候，土匪、国民党把有的整个村子的人都杀光了，为了纪念这些人而修建的。看到烈士纪念堂，我的感触非常大，整个村子的人为了革命都牺牲了，自己家里所遭遇到的事，简直是微不足道。
北京的每一所高校都有对应的干校，江西、湖南这些地方干校比较多，我们四连都是人民大学的，但不是同一个系的。在那种环境之下，大家都吃住在一起，混得很熟，所以大家感情很好，有如兄弟和亲人一般。
开始去的时候伙食是很差的，白水煮青菜、米饭，经济上也没有基础，都不会做饭，所以有什么就吃什么，管饱就行。后来慢慢政策落实，费用就多了一些。我们一个姓刘的老师负责采购，当时伙食房都有采购车，他老到鹰潭去采购，买很多好吃的回来。最后五七干校成了一个享福的地方，大家吃的好、喝的好，都吃腻了，结果又形成这种局面。江西老乡说干校的人是：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
我记得在伙房的时候，刘老师给我们弄来了一条七十几斤的鱼，江西太热，鱼根本没法存放。大家就赶紧动手，切成一块一块的用油炸，过了油之后再红烧。后来我们还在伙房做红烧肉、叉烧肉吃，我们煲的白菜汤也挺好喝的，放点生姜，把白菜使劲地煮，煮到白菜的汤变成乳白色，白菜煮烂为止，然后，撒一点味精，味道鲜美。有了物质基础，我们就变着法的做东西吃，也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炒菜。
虽然在干校伙房工作，但是我们的工资还是照常发放的，只交点伙食费。后来生活上不艰苦了，精神上大家还是紧绷着。那时候去五七干校的时候说实话都没有打算再回北京，想在那儿扎根。离开北京的时候，除了自己心爱的舍不得的东西，别的都当废品卖了，我就留了一本和许耀钧写的那本书，想平安无事地在那里过个太平日子就好了。
五七干校的这段时期，也有的老师受不了这种环境，自杀了。我想起一位搞货币银行学的钟老师，他的学问是很好的，但他自己看不到希望，长此以往如何过日子，更看不到自己今后的前途，于是吃安眠药自杀了。还有一个姓仰的老师，是总务后勤部门的人，因为涉嫌经济上的问题被组织审查，结果想不开把自己的脑袋伸到电锯上，头被劈成了两半，他有一对双生子，后来妻子也改嫁了。还有一个是邱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一个归国华侨，说他是“五.一六反党分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被抓了，接受审查，他想不开自杀了。
当时看管邱老师的是一个年老的老师，邱老师用刮胡子的刀片，把喉管划破了，幸好发现得早，被抢救了过来了。如果有人一心寻死，不管怎么样都是管不了。后来他又弄了一个小刀，结果把手腕上的动脉划了，等年老的老师发现的时候，由于血流的过多已经死了。最后组织给出邱老师的死亡原因是他“自绝于人民”，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干嘛选择死，说明你有问题才这样做。”
当时大家都和邱老师划清界限，死后没有人去看他，就连他的妻子都没有去。其实并不是妻子无情，是想以此作出政治上划清界限的姿态，她只是希望能好好地活下去，教养好孩子。
有很多人都不理解邱老师妻子的表现，总的来说邱老师的妻子也是受害者。美满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还留下两个女儿，日后一个女人要撑起家庭的重担，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后来把邱老师埋在五七干校的乱石岗子。
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邱老师的妻子一直忧郁寡欢，大家考虑给她找一个老伴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后来介绍了一位男士，结果这个男的说：“她对丈夫那么无情，我才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外界都认为她是一个无情的女人，殊不知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他俩感情很好，当时好多问题都是扭曲的。后来她患癌症了，邱老师的事业促使她早早离开人世。在她去世之前，经济系给邱老师开了一个追悼会，其实就是替他平反。我记得他的小女儿致了谢词，她说：“每次我到五七干校中学上学，都会路经乱石岗，我一直很想去找找哪一个是我父亲的坟墓，可是我又不敢，所以每一次经过的时候，如果前后没有人，我就仔细观察，我总认为那个垒着新土的一定就是父亲的坟墓。”
说得真的很可怜，但那种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邱老师也可以安息了。后来相处比较好的五七干校的同事把邱老师的棺材挖出来，送到了火葬场，把骨灰送到邱老师的老家去了。自然条件不管再苦，都可以战胜，唯独人生的压抑，让人觉得没有一点希望，见不到前途，是很可怕和恐惧的。
后来形势变了，整个气氛也变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也稍微好了一些，教职工都得离开干校，因为干校也要撤。我们学校当时的党委副书记是崔耀先，后来江西省的领导把他和其他学校的领导叫去汇报大家在五七干校的情况。他怕把这些老师留在这边，就如实跟江西省的领导汇报了人民大学干部部级的有多少人、副部级的有多少人、教授有多少人、副教授有多少人等，把人民大学的教职工结构给省委作了详细描述，后来又有意接着说：“我想把人民大学的这些教师留在江西，给你们管理。”这一说可把江西省省委的领导吓坏了，后来他们说养不起这些人，也安排不了这些高级别的人。
既然江西不敢接收我们，我们就可以回人大了，因为干校要撤除，必须得尽快搬离，可崔书记怕有个别人想留在这里，所以就下了死命令，意思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的几点所有的人都要撤离干校，不撤后果由自己负责，最后人大的老师都顺利返校，直到现在大家都还很怀念崔耀先老书记。
我觉得在江西五七干校确实是得到了锻炼，因为我没有当过农民，也不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到农村之后，我对农村有了更多的了解。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水稻和茶叶，江西人吃的芋头，叫芋娘，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吃，反正还是感觉比胡萝卜好吃多了。但吃多了也不行，嘴麻，芋头的皮接触人的皮肤后有过敏反应，很痒。
不过据我的观察，江西虽然很穷，但当地老百姓糙米饭还是吃得上的，所谓的糙米就是指很粗糙的米，江西水田多，田里种植水稻，所以米饭还是够吃的。至于菜类，青菜能吃到，但荤菜，就得看个人的经济条件了。当时大家穿的衣服都很单调，女同志穿的是清一色的一种叫阴丹士林的蓝布衣服，布料比较好，不褪色，也不分年龄层次，都穿这种布料做的衣服。
江西落后的原因也是因为经济搞不上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派系纷争非常严重，派系之间的战斗像烤大饼一样，翻来覆去地斗，哪有时间去搞经济。最后他们也明白了派系之间的斗争，最后受苦的依旧是广大的平民百姓，生产搞不上去，就无法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
在江西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左”的思想特别严重。后来又把矛头指向了老百姓的房子，因为炎热当地的房子都盖在比较低洼的地方，结果闹起了“第二次革命”。让老百姓全部把房子搬到半山腰上去，意思就是把房子掀了，如果有什么偷盗秘密，一定会被发现，简直又是劳民伤财。老百姓搬到山腰上去住之后，没有水，没有树，热的根本无法生活，后来大家又陆续搬回了原来的地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