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叫李相行，比我大五岁，属虎的。二哥在上海只念到初中。最后家里出生的就是我，我出生在湖北英山县老家鸡鸣河。李村是一个很大的村庄，住的人都是一个姓氏，大家的房子用砖砌墙围在一起，也是为了防盗吧。解放以后国家兴修水利，这个村子就淹没了，村里面的人各奔东西。有的上山盖房了，有的投奔别处。
我记得母亲唠叨过，分家的时候我父亲不在家，从前分家是很隆重的事，不管有钱没钱，哪怕几间破屋子都得分。母亲老是唠叨我们家分的房子不如别人家的，因为，母亲抽签抽到的房子是尾房，屋后有一扇门，推出去就可以往山上走。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我母亲回娘家给我外婆扫墓，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外婆的墓是一个很圆的土丘，打扫的很清洁，比旁边别人家的墓大。外婆家离我们家有十几里山路，要翻越并不是很高的山，还有山路边种的都是红薯。
父亲开始工作的地方
我父亲是湖北汉口财政税务类的专科学校毕业的。一九三四年左右父亲在汉口找到了一份职业，是从事财税这一类的工作，当一个职员，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到了汉口。汉口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热，风也特别大。父亲在汉口工作，全家就跟父亲一起生活，我们的家境条件不好。
我母亲一辈子也没有工作过。她原先不认得字，后来通过自学，到解放以后能看报但是不能动笔。那时候在农村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都是不上学的。在汉口我们照过一张全家福，有我父母、大哥还有我一个姓段的表哥（我舅舅的孩子），我那时候小，盘腿坐在地上一起拍的，可惜这张照片没有保存下来。
我的表哥可能也在汉口上学，他很漂亮，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帅。从前老式婚姻不讲究血缘关系，当时就准备把我表哥的妹妹，许配给了我二哥李相行。属于指腹为婚这一类的，希望亲上加亲。但我的二哥李相行成人以后，就是不同意，这个事儿到最后也没有被再提起，算是自动解除婚约了。
我父亲在我出生之前，被县政府遴选上，做过两届总共十八个月的区长。但是父亲并不愿意做区长，所以其间还辞职过一次。为什么会遴选上我父亲做区长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祖父在前清做过一个小官，而且李家又是一个大户人家，再加上我父亲读过一个专科学校，所以就选上他当区长了，但我父亲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父亲当区长，也就所谓的从政了。但有人有志从政，有人有志从商，也有人有志从学。我父亲不愿意干这个，因为我们老家是大别山区，拉锯战特别厉害。一会儿红军的队伍来了，一会儿团防、土匪的队伍来了。所以，父亲觉得这个区长并不好做，并且也不愿意做，最后索性辞职不干了。我们全家就搬到湖北汉口，父亲找到了一份财税类小职员的工作，家境虽不好，倒也安稳。
从汉口到上海
我的祖父和叔祖父是同胞兄弟，他们两个是亲哥俩，同父母。叔祖父当时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是甲等职员。通过我叔祖父的关系，后来父亲幸运地来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可是他一直是丙等职员。到上海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刚到上海，我们借住在一个乡亲谢伯伯家里。他们家在上海市原先叫赫德路的地方，后来叫常德路大鹏坊10号，是一间很小的房子。因为是借别人家的房子，后来我们就在大鹏坊28号租了一间后客堂住。房间有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对着用自来水处的小天井，所以屋子里没有什么阳光，一整天房间都感觉是黑的。
我们只在大鹏坊28号住过一阵子。因为房子实在太小了，所以就搬家了。后来搬到上海市曹家渡司徒金庙司徒新村，租了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子，但这个房子属于比较简易的房子。我姐姐就是在这里得了脑膜炎，当天就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姐姐，虽然她还没有成人，但是家里还是按照成人的礼节入殓的，我还记得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世界殡仪馆入殓的。
因为父亲只是一个丙等职员，又有几个孩子，生活上很困难，再加上我姐姐死了，要收殓，要买棺材，还得存放，这些事情都要靠我叔祖父的儿子二十叔帮忙操办。我记得母亲还说过，姐姐最后盖棺材的时候二十叔还给姐姐磕了一个头，这是长辈向晚辈磕头，是很不容易的。办理姐姐后事的花销都是二十叔拿的，所以我们得还，拿什么还呢？那时候在农村我父亲的名下还有一点地，是委托别人管的，后来我父亲就写了字据把老家的那一点地作为还二十叔抵债的钱。
后来父母觉得姐姐死在家里，不愿意在这住了，我们全家又搬到大鹏坊30号，一直住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后，日侨、韩侨撤走了，浙江兴业银行就把原先由日侨、韩侨住的浙江兴业银行的房产分配给职工居住。一九四六年初，我们全家搬到了虹口区原狄思威路现叫溧阳路的浙兴里194号居住。这个房子也是典型的极普通的石库门房①，但条件比以前要好多了。我的大嫂王德宜和其长子李名实、长女李名兰现在还住在这里。
注释①石库门房：石库门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称为"早期石库门"或"老式石库门弄堂",它的最大特色,就是采用具有浓厚江南传统民居空间特征的单元,按照西方联排住宅的方式进行总体布局,因此一开始就带上了中西合璧的色彩.而后期石库门也只不过是在早期石库门的单元平面布局上有了改变,并没有脱离中西合璧的影子.所以石库门的历史内涵主要就在于它是中西建筑风格的结合,带有明显的"混血特征".石库门是上海近代文明的象征,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成为上海近代史上一个独特时代的产物.它从最原始的早期石库门转变到后期石库门,又从后期石库门到如今风格迥异,带有海派风格的花园里弄及公寓式里弄,石库门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沿革.石库门是大上海过去的影子,是上海过去的封面.
生身父母
在我眼里，父亲还是很正派的人，不太爱多说话。但是因为大家庭的影响，很注重礼节，说不上修养但非常懂为人处世之事，会勤俭过日子，能凭自己的努力，有立锥之地。我母亲是一个单纯的纯家庭妇女，她也不是如其他妇女般三从四德，但能把家打理得很好。
母亲一生都没有工作过，就在家相夫教子，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封建的包办婚姻。我母亲和嫂子间的婆媳关系都非常好，没有看到她们红过脸，相处得很和睦。我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我，他们多少算是有点知识的人，身在这种家庭的孩子还是比较听话懂事的。
我们家周围住的都是小职员，都是劳苦大众。我住在浙兴里194号的时候，周边的这些邻居都是靠微薄的薪水过生活的，我们家和邻居们相处得挺融洽的。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那时候通货膨胀的现象很严重，早上一块钱还能买一升米，晚上能买半升米就不错了。
我大哥去世的时候，上海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人送走事办完了，大家要在一起吃一餐饭。我记得吃饭的时候好像是五桌，我们的老邻居都来了，邻居来了，都送点礼物以表心意。组织在审查我父亲和大哥的时候，邻居都劝我的母亲想开一点，说好多事情都是以往社会造成的，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邻居都不歧视我母亲和嫂子她们，经常帮忙，邻里之间相互照应。
初到上海
初到上海因为是人地生疏，年龄又小，又遇卢沟桥事变，那时候胆战心惊的，日本人也来轰炸，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汪精卫时期的上海是一种心情，日本人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别看那时候我年纪小，民族的自尊心还是有的。汪精卫汉奸卖国的事跟日本的事使我感到的是一种民族的耻辱，觉得当了亡国奴。国民党时期的上海，给人民的感觉是四顾迷茫、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