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日复交35周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日进行互访，我们展望着一个新的未来，一个新的中日关系。2007年的以后，但愿一切会更好！
仅用此文纪念2007年日本磁卡文化展。
王怡玲
07.4.6．
我和我的爱人
退休后的我，依然为自己深爱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每天坚持读书、学习是我的良好生活习惯，我认为：生命在于学习。有了学习才有不断地进步，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时刻保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我不断进取的动力。
我的爱人刘振春，出生于1937年5月，老家是河北省武清县○1大沙河镇小沙河村。婚前她在大沙河镇担任乡人民代表和农业合作社副社长，家里兄弟姐妹共六人。她父亲的心愿就是将女儿嫁到天津或北京，果不其然，四个女儿都进了这两个城市。我们的结合是由父母做的主，我们俩是属于表亲关系，她的姥姥家也是我父亲的姥姥家，在那个年代来说，等于是亲上加亲。
高中毕业不久，我就曾回农村去见过她一面。我三姑奶奶当时不同意，说什么昨晚做了个梦突然下雨把葱地冲了，不吉利。后来经我表舅的努力劝说，这才答应见了一面。但是在这期间，我有喜欢过其他的女生，不过纯粹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很欣赏她而已。上了北大，人们知道我已经有对象了，就跟我讲，还是在北大找一个吧！我还是没有动摇，期间我们一直有着信件往来。我患结核病那时，曾一度想中止我们的关系，但是她不同意，还愿意继续交往。
在我大学毕业后不久，也就是1958年12月，我和我爱人在天津结婚。当时家境不好，因为我刚留校工作，所以婚礼办得很简单。她们家没给嫁妆，我们家也没准备什么，既没买婚戒，也没有结婚照，只是给她买了一双皮鞋，一条海军呢裤子。日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送了我一个双人床单，那个年代买床单是要用布票的，而且是有指标限量，所以各位老师不仅出钱还出了布票，这么贵重的礼物，让我非常感动。当时结婚送礼一般都是送脸盆、镜子和暖水瓶之类的东西。
我们总共在一起住了三天，随后我又回到了北京。
武清区
1959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原子能专业，需要职工。组织上也想将我爱人调进北大，但她考虑到自己文化水平低，到大学工作可能不适应，没有应允，而是将她落户在东城区交道口西公街24号，进了街道工厂工作。当时我们的住房是一间不足十米的小屋。冬天生炉火，一张小桌就搬上床，人在桌子底下睡。谈不上什么家具，床是买了一对门板，二条长凳搭的。一个小桌，一个小闹钟，一个暖水瓶，一个煤球炉，一口锅再加上两双筷子两个碗，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周围邻居对我们都挺好，觉得我在北京大学教书，就认为很了不起。我住的那间小破屋常被人们说成是“藏龙卧虎之地”。其实是他们夸张了，大家都一样。在西公街住了不到两年，就搬到酒醋局甲22号院内。房间稍微大了一点，有12平方米左右，但是冬天生炉子，桌子还得请到床上，不过已经能像个房间样子了。
我爱人在参加街道工厂工作后，逐渐发展成为厂里的一名领导干部。因为她的文化程度不如我，以前她写东西一般都让我帮着给把把关、提提意见。后来，她也能够自己写总结什么的了。女同志都是50多岁就退休，现在算来我老伴儿退休都20多年了。退休后她参加街道的公益活动，基本上就是做一名义工。她人很善良，热心于公共事业，一直受到人们好评，街道地区上上下下都知道她。不管大小事务，大家都乐意找她帮忙。家庭里谁和谁吵架啦，谁家里有困难啦等等。人们以为她是街道的领导，其实她也不是，全凭她是一副热心肠，这也算是她的一种乐趣。不但使她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而且多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还是让她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是不要过于劳累。
另外，她喜欢书画，上老年大学学习，有的画还获得了奖项。获得过市侨联的优秀奖，交道口地区和府学社区的二等奖。2008年为举办奥运建言献策时，还荣获过东城区奥组委优秀奖。我有时帮她在画上题个字。总体来说，晚年生活还不错。
我和我的爱人尽管是包办婚姻，很多人就会以为我们磕磕碰碰的会很多，其实不然。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家庭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都是一样。人是在矛盾中成长，家庭也是在克服矛盾中前进的。
我和我的爱人
首先，我和我爱人在性格方面、喜爱方面都不一样。毕竟我在城市生活，她长时间呆在农村，这本身就会有影响。再加上文化程度的差距，彼此的工作环境不同，再就是饮食结构的差异，彼此欣赏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些都是婚姻生活中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处理家庭问题不要过于极端，首先要有信任，要多看对方的好处，还有就是，自己要多谦让一分。我爱人的性格比较内向，和我完全相反，两个人正好互补。处理家庭问题时，如果出现矛盾，只要有一方不说话了，就不再继续争论下去了，或者我出去走一走，回来了再说。就是用暂时的沉默，化解双方的矛盾。
到现在，我和老伴儿共同经历了50年风雨，从两个不同的家庭组成一个家庭，相濡以沫，非常不容易。我的工作能够比较平稳地发展，也正是因为我的爱人在家庭中担当了更多的责任，使我没有后顾之忧。不论我是去江西干校劳动，还是到武汉开门办学，或者是下放到湖南“搞四清”，甚至是我在日本的那十年。她总是任劳任怨，做好后勤工作，对我的事业默默支持，对我的理解和宽容，让我一直都是心存感激。
我的子女
我们在1962年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子，名叫李娅菲，3月21日早晨7时25分出生的，重量为6磅1两。那时我在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工作，爱人临产时正好赶上学校里的非洲留学生闹事，老师们都不能请假，在学校里待命。当听说我有了一个新生儿，老师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帮我给孩子起名字。大家一致说叫亚非好了，表示亚非人民团结，又说因为是个女孩，“亚”字旁加女字边，“非”字上加草字头最好。于是这样，孩子的名字就诞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铲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亚主义。就把女字边，草字头又全去掉了。大女儿在北京，现在也退休了。她在退休之前是在塑料厂工作的工人。按理说她应该学得更好，可是因为当时闹文化大革命，她就只能上到高中毕业了。今天早上她还打电话过来说：“你还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送过来。”平时都是她照顾我们的生活方面比较多，这让我很欣慰。
时过6年，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因为大女儿表示亚非团结，二女儿就表示和拉丁美洲团结吧，这样，二女儿名为李亚丁。李亚丁因患肝癌于2006年8月去世，年仅38岁。
1969年我爱人又怀孕了，我们刚刚有了第二个孩子，马上又有了第三个，所以考虑想打掉不要的。一是离得太近了，二是经济条件也达不到。但是大夫一再劝我们留下，最后下决心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属鸡，起了个名字叫李新宇。希望他开辟新的宇宙，能有所作为。他倒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见，高中毕业后，本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但是他不想当老师，想去日本学习经济，后在日本关西学友会就读一年，考取了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在日本公司干了几年，经过磨练，现在自己开办了商社。来往于中日之间，从事中日贸易工作。我希望他能写点文章，比如在经商过程中有什么体会，或者把日本企业的理念或者好的东西给介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