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喜欢看人物传记，孔子的、曹操的、孙中山的、季羡林的、徐智宏的、严复的、林语堂的、朱生豪的、胡适的、钱钟书的等等。小说我也看，如《水浒》、《三国》、《红楼梦》。唐诗宋词我也爱看，总之，能看书学习我就特别开心。
还记得1987年我在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池田分校图书馆看书时，因为太过于专心，连周围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当时我是进入书库看书的，图书馆下午5点准时闭馆，于是人们都要在5点之前离开。我当时则是继续低头钻研，周围的人都已经走了，而且图书馆的人也忘记了我还在里边，于是我就被锁在书库里了。所幸我透过窗户喊人来开门，否则我得在书库过夜了。现在想来都还是有点好笑。
2000年我到长冈大学任教，学校图书馆除了少数学生之外，老师很少去。我则几乎是天天去图书馆读书看报。我还经常去市民图书馆，节日时间，周六、周日，我都是带着干粮，中午吃完饭就看书。但长冈市民图书馆不许我在馆内用餐，经过几番交涉才允许我在走廊的角落里吃东西。有一次由于脑部供血不足在市民图书馆看书时，突然摔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后来索性干脆就坐在地上查看。
我喜欢收藏，表面上看起来是我比较喜欢玩，其实也是一种学习。收藏不是我的目的，我把收藏来的磁卡、邮票、明信片等物整理分类，通过查找资料，增长了许多知识。喜欢读书的人自然也就喜欢买书、收藏书。我在大阪期间，晚上吃完饭就去书店看书，有时也买上两本。因为日本的图书很贵，有时就利用学校或者总领馆的复印机复印一些资料。当书店老板得知我要回国时，他让我自由选书免费送给我。我很是不好意思的。最后，他主动把36册的《世界大百科事典》送给了我。
在图书馆读书
直至今日，我每天都还要读书。不看书学习就好像丢失了点什么似的，这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是越读越有意思，增加了我的乐趣，也增强了我的健康。
生活是一种方式，一项爱好，一份态度，用源于内心的笑容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过好晚年生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并感谢生活，希望我的爱人和我身边的每个老朋友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
“助人”为快乐之本
生命的意义不是对某事的追求，而是在于你怎样对待他人。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理所应当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只要有人需要帮助，我就尽最大的可能去做好。因为他们能找你帮忙，这就是对你信任的表现。不要拿架子，架子分文不值。我常说：“我看过卖猪架子，卖牛架子的，没看过卖人架子的，猪架子，牛架子值钱，人架子不值钱。没有必要摆架子，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
1990年我在东方财经日语大学兼课时，看到有一位姓张的同学，中午不去食堂吃饭，而是走出校园不知做什么。后来从其他同学的口中我才得知，小张同学因为家中贫困所以没钱吃饭。听后，我立刻让同学把他找回来，给他50元钱，饿着肚子可是不行的。
1998年是我在高校从教的40周年，在为我举行庆祝会时，杜厚文副校长亲临致词祝贺，还有一些兄弟院校也有代表参加，这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会上，大家问我：“最高兴的和最不高兴的是什么时候？”我说，“一项任务、一件工作做完了之后，就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最不高兴的就是我不行，别人说我行。”
即使是在日本工作期间，我看到国人在外遇到了困难，也都主动去帮助解决。1996年，有几名科学家，去日本参加为期一周的国际会议。其中有一位山西省农科院的张教授是第一次出国，因为没有经验，他随身携带的外币没有开据证明，在海关被扣。因此到了日本没有钱用，很是着急，终日愁眉苦脸。当我听说以后，想帮他从总领馆借钱，但使领馆规定不得对外借钱。最后我与领导商量，以我个人名义向总领馆借钱，如果追不回来，扣除我的工资，就这样借了几万日元给张教授。张教授回国后，还专程到了我北京的家表示感谢。
有一次，我在大阪机场偶遇了一位年近70岁的东北老农民。当年日本战败，在中国滞留了大批的战争孤儿，他就收养了其中的一个孩子。这次他来日本就是探望自己的日本养女，而这位养女长大后回到日本，家住在冲绳。当时，从中国没有飞机直达冲绳，福冈机场也未开通，所以只能先到大阪机场然后中转。这位老农民第一次走出国门，语言又不通，可想他出国探亲之艰难。他急得在大阪的机场大厅来回走，我正好看到这种情景，立即走上前去询问。他说，下了飞机不知在哪儿取行李，手续都办完出关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与日本海关交涉，终于找到了行李，又把他送到转机口，去往了冲绳。
2004年我在新泻县长冈大学任教时，许多从东北去的研修生，期满回国前想到日本人家里参观，吃一次真正的日本家庭料理，并想穿和服照相留念，于是找到我。穿和服照张相，只要花几万日元到照相馆可以办得到。可是这些研修生哪里有钱，而且她们十来个人，胖瘦高矮又不同，租借和清洗和服的费用她们也担负不起。还有，穿和服很麻烦，自己一个人穿不了，得有人帮助。一个上午最多只能打扮一个人，总之是极其的繁杂。最后，在我的恳求之下，山田穰夫妇把这事答应了下来。他们跟京都的亲属联系寄来了二箱和服，又另外请人来帮忙打扮和照相，整整用了三天才忙完。而且还请这些研修生吃上了日本的家庭料理，相当不容易！
使馆教育处参赞陈彬对我在日本的工作给的评价是“直、实、快、急”四个字。说我心直坦率，待人诚实，办事快速，性情急燥。其实我的缺点之一是有时急燥，说话很冲，容易伤人。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在授予日本东海大学总长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的会议那天，他特意来见我，说我在使领馆工作得到的评价是高的，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是大的，因此他代表学校并以他个人名义向我表示感谢。他用“高大”二字，我受之有愧，但我是努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当时，外事处处长金戈跑过来请我做外事处的顾问，被我谢绝了。因为我觉得以自己的资历没有资格做顾问。
袁宝华校长对我一直倍加关照。原党委副书记周兴健曾找我向我转达袁校长对我的关心。他说：“每当校长办公会议上提到日本，袁校长一定要问李宗惠在干什么，十分关心你的情况。”有一次临近中午，袁校长刚开完会与其他校领导从灰楼出来。其实，他已经坐上车要走了，当看到我在那附近等校车进城时，他特意又从车上下来与我握手，并问我及爱人情况。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当袁校长车开走以后，竟有人跑过来，问我与袁校长是什么关系。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那是我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时，二外院副院长翟良超去看望郭影秋。郭校长说了一声：“回去，请给李宗惠带好！”那时，也有人问我与郭影秋是什么关系。其实都是上下级，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90 年代初我与袁宝华校长（右坐）的合影
人的一生就像旅途。在意的不是起点和终点，而是在这段旅途上看风景的心。报着乐观向上的心去感知身边发生的事物，用一种包容的角度去体会，用一颗善良的心对待所有的人。不管是爱你的人、恨你的人、在意你的人、伤害你的人，总之，把一切当做一生难得的经历去享受。金钱和名利，处理得好与不好都是一个过程，一切都会过去，不用在意。我这一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对工作认真，对人诚恳，学习积极向上。虽然追求十全十美是不现实的，可是我也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不断地总结教训，积累经验。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我爱人就说：“都七十岁了还干嘛呀！”但我认为，人还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时间是最宝贵的，我不能坐在这儿待着，我要让自己的生命时刻发光发热。我的人生有了太多值得我珍存的记忆，我还会努力做得更加完美。只要努力，上进，积极，乐观，做事不愧人，不愧己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