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使我感到最欣慰的事，就是没有辜负父母为我起名字的一片深情和期望。
早在上小学时，放学后，我时常站在村头，等乞丐进村，为了让他们多要上点吃的，我带着他们挨户乞讨。因为我知道村里谁家有钱，谁家没钱，谁家会给，谁家不会给，谁家有狗，谁家没狗，谁家的狗咬人，谁家的狗不咬人。上完高中，考取了北大。
在北大上学期间，我身体虚弱，多病，在一边住校医院养病一边学习的情况下，我坚持做义工。早上六点起床，从六点半到七点半，在北大东校门外城府一带，为理发店、自行车铺、粮店等店铺的职工补习文化，教他们读书识字。八点回校上课。
参加工作以后，在提薪、晋升、分房等方面，我也始终保持低调，虽然那时，我生活困难，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过着啃窝头，吃咸菜的日子。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时候，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作为教研室的主任，自带饭菜，天天中午在教研室啃窝头、吃咸菜，外国专家看到影响不好，一定要求我去食堂用餐。在人大时，有些人喊我为“窝头脑袋”。食堂的大师傅也是一有窝头卖，就给我留两个。过了十二点十分，见我不去食堂吃饭，就知道我有事不去食堂吃了，然后才把那两个窝头卖出去。
尽管我生活困难，有两次提薪，我都让了出去。一次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言学院，一次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一次我刚来人大不到两年，赶上提薪，单位领导考虑到我刚来人民大学，工作做得不如另一位同志多，通过组织生活会，让我主动放弃，我欣然同意了。后来，因为未能获得校人事部门的认可，才给我涨上了一级工资。
改革开放以后，我被抽调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我的工作曾受到袁宝华校长的肯定，他说，他代表学校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我表示感谢。说我在使馆工作，评价是高的，对人民大学贡献是大的，他用“高”与“大”二字概括了我的工作表现。其实，我是受之有愧的。不过，在国外期间，我也是尽了微薄之力，实现我的“惠”字，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尽可能为国人解决困难。如，1985年，中国医学书访问团到日本京都参加学术会议，其中一位团员—山西省农科院的张教授，由于第一次出国没有经验。由于没带外汇证明，被海关扣留。这位教授一下子不知所措，一路苦恼万分，到了日本之后，终日饮食不进，默默不语。那时，我们使馆人员也没有什么工资，一月所发的钱，只够当地理二、三次发的程度，我自己手头也没钱，使领馆又不对外借款。最后，我以自己的名义向使馆借款，帮助这位老教授过了在日本一周的生活。又如，中国医学访日学者二人，被困东京机场。后来由我带回使馆招待所，同样以我的名义下账，给他们安排了吃住，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在日本的活动。我驻外使馆车辆，规定不得让外人搭乘，经过我说服司机之后，才将他们带回。受我尽力帮着的这些人，称我为“救命恩人”。
2005年4月，我从国外回来，学校日语系让我给学生上点课，不给我报酬，我欣然应允，甘当义工。下学期，让我担任早上八点开始的课程，问我行不行？我二话没说也答应了下来。给同学讲点课也是督促我动脑学习，从城里到西郊来回走走也是一种运动。在我退休前，单位为我在校执教40年举行庆祝活动。有人问我，几十年来，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我说，我最高兴的是莫过于给我一项工作，我能把它完成。
如今，我年已七旬，愿继续按照自己的人生准则，走好人生路，以“实”来与“名”相符，受惠他人，回报他人。
《从寄语谈起》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让我们对您……所给予我们的教育与关心，表示深深的感谢。”这是一位同学来信中的话。
当我翻开同学们给我的各种赞扬和感谢信与寄语时，我内心不由得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充满了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欣慰感。同时，它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教书必须育人的教师责任心。
我1988年从日本工作回来后，一直承担着博士生的日语教学任务。刚从日本回来时，我不知是一种赞扬，还是一种讽刺。有人说，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倒学了不少马列主义。乍听起来，觉得有些怪，实际上，也不是全无道理的。在日本四年多的时间，我踏及了日本四岛，接触了各阶层人物，到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的家里作过客；从1983年至1988年这段时间里，在日本我也经历了一些政治风云的变化，从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到光华寮问题．从日本一些政府要人对我国发表不友好言论到右翼分子多次在我使、领馆门前闹事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使我对日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使我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可以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最突出的是学会了看问题的方法。看问题切忌主观片面，一定要客观地、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全画地观察问题。我回国以后，先后在校外应邀作过多次报告。不论是在中宣部，还是在外交人员服务局，以及在几所大学里，由于我有这样一点体会，人们对我所介绍的日本情况都一再报以热烈掌声，希望我多讲一些。有的学校领导还高度评价我的报告。
通过切身体会，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其责任不同寻常。他不是一位简单的知识传授者，更重要的是一位人生前程的导航人。
日本著名的教育学家，原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在他所著的《日本的大学》一书中，论及大学的教育时，说：“大学是探求真理，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但是，同时又是将人培育具有教养的场所。”所谓教养，永井说：“首先是指掌握观察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方法。”
日本的另一位教育思想家河合荣治郎，在他的名著《致大学生》-书中，论及教育一节里，有如下一段论述：“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而教育的含义是什么呢？教育可分为两种，一是一般教育，一是特殊教育。前者与后者既不是平起平坐的并列关系，又不能只选其一，而舍弃其二。不言而喻，一般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条件。没有一般教育也就没有特殊教育，教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教育的根本缺陷在于使二者脱离。有的只抓特殊教育，有的将特殊教育与一般教育漠然等同视之，不懂两者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他接着说，所谓一般教育指的是陶冶人的情操——人格。他认为，以传授学问为主的特殊教育与使之具有人格为目的的一般教育，其两者之间是“枝叶与根本的关系”，换言之，“学问与人格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从举例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者，他们都不以为教育只是传递知识的手段。我们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怎能只教书不育人呢？教育一词就其概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见《说文解字》。“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见《三字经》，这里不必多加解释，显而易见，古今中外教育从来都是既包括智育，又包括德育。
教书必须育人，因为教师不同于一般学者、科研人员。科研人员是通过科研成果，来为社会服务，而教师对社会的贡献，是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所培养出的人是否合格，是否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一点，教育者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当然，强调教书育人，并不是脱离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空谈马列主义词句。它是贯穿在教学的诸项环节之中。例如，教材的选编。以外语为例，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掌握外语的目的是通过与外国的交往，来为本国、本民族服务。增强我们的国力、长我们的国威。不能忽视思想性，宣扬崇洋媚外。教材的语言要力求规范，思想内容要好，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实践性，三者的高度统一。多年来，我为博士生选编的日语教材，主要是日本《朝日新闻》上的《天声人语》。它不但语言规范，堪称范文。而且，从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到日本人的生活、历史，题材很广泛。同时，文章还提出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有利于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文章的哲理性很强，还能帮助我们辩证地去分析一些问题，认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