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这一连串的打击是多么多么的沉重，但是这一切并没能动摇诸桥先生的初衷，相反，先生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大辞书编写出来，至少在有生之年将原稿全部完成，出版任务则留给后来人去做。为此，诸桥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利用保存下来的校对稿从头开始一字一句地重新加以整理。为了确保大辞书的编纂出版，诸桥先生迫使在校读书的两个儿子中途退学，帮他一起从事大辞书的编写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11月3日，期盼已久的第二次《大汉和辞典》第一卷终于问世发行。同年4月，诸桥先生得知《大汉和辞典》第一卷即将发行并开了发布会之后，犹如一块石头落地，5月才肯住进医院，对视力衰退得几乎连字迹都辨认不清的左眼作了复明手术。之后经过4年半，时至1960年5月25日，13卷集的《大汉和辞典》最后全部出齐。《大汉和辞典》是一部不朽之巨著，13卷集总计1万4872页，收录字头4万9700个，超过了字头为4万7000个的《康熙字典》，总词条达52万6500多条，其总字数是4300万字，并附有280幅插图，先后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有25万8347人。收编词条之多是该辞书的一大特点，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10个字头其下所收入词条数目均在数百条。“六”的词条最少，但也达572条，最多的“一”字头，其下收录词条达2708条，仅这10个字头所收入的词条就达1万1408条。
其二，每个字头包括字形、字音与字义都一一作了说明，字形根据《康熙字典》并参照近代通行的形体。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文字之沿革，还附有小篆、古文、大篆等字体；“字音”对汉音、吴音、惯用音，唐音均有表记；字义分门别类引用大量例句，作了详尽解释。
其三，字头项目中还专门辟出“名乘”、“解字”、“参考”三标目。“名乘”是指日本人人名用字的读音；“解字”主要是对象形、指事、会意3种文字，其字的构造与本文所添加的说明，如“上”字头的解字：指事。“一”表示一定的位置，“1”指比位置更高之处，古文写为“∸”或“二”，一说，将“丄”为古文有误，［说文、上段注］各本误以“丄”为古文则不得不改。“参考”一是对字形、字音、字义的疑义异说所作的说明，一是对其字义的发展变化作了补充说明，如“傅”字头的“参考”：傅为异字。（字汇、辨似，二字相似）傅，音赴，相也，师也，从甫从寸。傅，音椽，授也，续也，布也，从专。再如“儒”字头的“参考”：儒，周初是于乡塾教民六艺人的泛称，乡先生之意。转而为学者之意，《论语.雍也篇》有君子儒小人儒即其意，后，孔子弟子繁衍，科目有了六经，杨墨百家丛生，“儒”成为专指孔子的门徒。
其四，释义准确详实，简洁明了，考虑到研究人员的需要，对词之出处大都作了多方引证，如“三省”一词，除了引用《论语•学而篇》外，还引了皇侃的《论语义疏》，朱子的《论语集注》、《荀子•劝学篇》等等。有的还列举出参考书目，同时对不同之说也作了介绍。
其五，《大汉和辞典》顾名思义，词条及其注释不仅限于中国，凡与日本有关的词条也都列入其中，如“五山”，除对中国通称的“五山”作了说明外，根据佛教以寺为山，其中就列出：一、京都的五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二、镰仓的五山：巨龙山建长寺、瑞鹿山圆觉寺、龟谷山寿福寺、金峰山净智寺、稻荷山净妙寺。辞典还将日本的人名、地名也列入了词条。”
诸桥先生为编写《大汉和辞典》阅读了不下上千卷集的中国古典著作，作了不可计数的笔记。从《十三经》、《二十四史》、《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予》等诸子百家之作到《楚辞》、《文选》、《白氏文集》等总集与别集，以及《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著作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阅读，仅积累卡片就达三四十万张之多，然后从中反复筛选。《大汉和辞典》是诸桥先生一字一字、一条一条、一页一页、一丝不苟编写出来的。
诸桥先生在治学上主张“行不由径”。“行不由径”此语是出自《论语•雍也篇》孔子与弟子子游的一段对话。“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注：姓澹台，名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末尝至于偃（注：子游）之室也。”这里讲的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徇私情、一心为公之意。诸桥先生借用这4个字，讲的是作学问、治学不能走捷径、抄近路，不能哪条路近，哪条路省力走哪条路。诸桥先生说：“在治学的道路上，该读的书得读，该学的知识得学，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从事研究工作。”是的，做学问就得像诸桥先生那样认认真真，不可投机取巧，不可弄虚作假，不可沽名钓誉，不可自欺欺人，不能偷工减料，不能粗制滥造，而且要有不怕苦、不怕累、奋发不懈，舍得一身剐的执著进取精神。实不为过地说，诸桥先生对“行不由径”的倾心追求，已溶入到他的整个身心之中。
诸桥先生在中国留学期间还专程从南京到常熟参观了《言子文学书塾》，见到了子游的后代，而且瞻仰了“先贤子游言公墓”，后又奔赴南昌瞻仰了“先贤澹台子墓”。诸桥先生后来谈及此事时说：[能瞻仰到《论语》中我最喜欢的“行不由径”一语涉及的两个人物之墓，我高兴万分。]“我已心满意足”。可见行不由径在诸桥先生的心中扎根有多么的深，份量有多么的重。正因如此，新泻县诸桥先生的故里纪念馆的正面墙壁上醒目地嵌着这4个大字。先生生前亲手挥笔写下这4个字挂在房间里，多次讲到这4个字。“行不由径”体现了诸桥先生的治学精神，成了诸桥先生的座右铭。
之所以说《大汉和辞典》是一部不朽之作，还因为它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既是一部高水平的辞书，同时又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诸桥先生在《大汉和辞典》的序言中一开头就铿锵有力地说道：“东洋文化其大半是用汉字汉语所表现。不论文艺、思想，还是道德、宗教全然是之。离开对汉字汉语之研究，谈其东洋文化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打开东洋文化宝库的方法之一，是需要有一部好的辞书。但是，诸桥先生在从事汉学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他自1919年至1921年留学期问，颇有感触。他说：“从实说来，我国编纂的汉语辞典虽然有长足进步，但大都文字语汇数量不多。中国的辞典《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字词虽然不少，但有的只有文字释义，缺少词条，有的虽有词条，又缺少解释，故远远不能满足学界之渴求。”历史在呼唤，呼唤大辞典的诞生。诸桥先生也曾期待“有谁能补上这一缺憾”。事不宜迟，只争朝夕。在这种情况下，诸桥先生为传播东洋文化，当仁不让勇敢地站了出来。“如无他人，虽不成器，我决心承担此任”，这一干就是一生。《大汉和辞典》成了诸桥先生的终生事业。
《大汉和辞典》l3卷集于1960年全部出版发行。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正式邦交，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台湾国民党政府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向诸桥先生颁发了一枚学术奖章。到1965年，诸桥先生又获得了日本政府“文化功劳者”的光荣称号，并获得文化勋章的奖章。所有这些都是对《大汉和辞典》的肯定，是寄予诸桥先生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