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同班同学，从专业学习上来说，她的起点跟我们一样。她数理化比较好，技术倒是有点欠缺。从技术角度来看，我比她好一些，但从政治理论课来看，她经历了革命锻炼，受到的教育比我们要好，所以我们很尊重她。
有一个女同学叫王敏素，和我关系也挺好的，也有来往。2008年，我们上大连去看她，可惜的是她已经去世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叫金文琪。光听名字，曾经就被好多人误认为是男生。这个女同学很特殊，留个短发，性格豪放，看上去很像一个男孩。她平时比较孤僻，但跟李六平关系比较好，毕业后她们俩一起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她学习一般，但工作起来很泼辣。到工业部以后，汽车厂试车，到野外去跑，她都跟着，做的全是男性的工作。
在男同学中有一个老大哥，叫张其夏。我们喊他老大哥，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他对我们就像对小弟弟一样的爱护，我们有困难了他都乐意帮助。无论是学习还是集体活动，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有一个叫宋有春的同学，他的爱人没有工作，而且带着几个孩子，后来实在难以维持生活，就来北京找他了，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家里过得很是艰难，李六平老大姐就帮他爱人找了份临时工作，有时候也接济一下，甚至给他们安排生活。
同学之间都能互相照顾，而我也是尽最大能力去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因为我家里的情况也很艰难，我也只能爱莫能助。
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之中，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同学关系处理得也可以。现在想起来，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就过去了。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特殊的，要说是特殊，也是因为人民大学身上的光环，使得我们这些学生沾了不少光。
人民大学有校服。冬天是黑色的棉袄、棉裤，黑色的帽子。春秋的话是卡其布的衣服。当时我们为了参加活动，都要准备好久，还要练习走步，这些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每次游行前一个晚上，我们基本就不睡觉，半夜就出发，步行到天安门那儿等着，等着太阳升起。每当东方微微发光，天边刚刚露出鱼肚白时，我们就已经按之前排好的队伍整齐划一地站好了，就等着那神圣时刻的到来。当时北京的路很窄，有大活动时，必须分时分批到达指定地点。我记得，有一次还被淋了大雨，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次游行大家都穿着白衬衣，买一个带颜色的背心套在外面，当然，这些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一件线背心在那时要算是奢侈之物了。
研究生
1954年，我从人大毕业了，结束了三年的本科生活，也该分配工作了。当时学校里面要留我们，我没有作任何考虑，就跟霍俊两人留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是学校准备让我们继续深造，研究生没有经过考试而是选拔直接上了。
从我们上一届，也就是从1953年开始，学校按照苏联的模式培养副博士。苏联的副博士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因为是四年制，而欧美基本上是二年制，所以当时教育部决定按照苏联模式来培养副博士研究生。到我们就是第二届，我们系里面就留下了我和霍俊，这都是组织上安排的。
我们能被学校选中，除了政治条件以外，还有就是年轻，学习比较上进，加上都是未婚青年，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我们俩就顺理成章地被留下了。人大导师制研究生是四年，从1953年到1956年招了三届，后来就没有进行下去了，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到1958年的时候，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职称、学位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苏联模式的研究生也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就给反掉了。当时《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文章对此作了批判，意思说四年制研究生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所以1958年以后研究生招生就没有持续下去。之前毕业的这些学生，也没有做学位论文，有的下乡锻炼去了，有的搞调研去了，毕业时就直接分配工作了。
当时第一年，全校所有各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共同课，一门是哲学，一门是俄语，财经各专业再加一门“资本论”，这三门课程同时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跟我的爱人秦老师相识了。因为她是马列主义基础专业的研究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认识了她。
研究生的生活跟本科完全不一样了，生活更丰富更多彩了，大家活动交往也多了。另外，有些同学也有收入了。我们有一个学法律的同学叫王明义，现在是法官，已经是国际仲裁委员会委员了。他脑子比较灵，在学校时，就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得了稿费，就请我们吃饭，下馆子。
上了研究生，慢慢学习压力也小了不少，基本上都能跟得上了。俄语、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哲学、都不算什么难题了。当然，到了考试时依然会很紧张。
从本科到研究生，我都没有参加过社团。我们研究生就是这二十几个人集中在一起学习，大家年龄也比较大，而且有的已有家室。当然有时礼拜天，我们都会到成家的同学那里去，干点家务，串串门，也算是活动了。
那时候人大已经搬到中关村了，也就是现在的地址。正值西郊，交通很不方便，从颐和园、人大，到西直门就只有一路交通车，还是烧木炭的。整个西郊，尤其人民大学的周围异常冷清，没有几个小铺子，前后都是农田，外来人不会有人知道这就是北京。所以，去趟市区，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
记忆中，我有一个师兄，当时在民航工作，负责管油料。他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工资比较高，令人最羡慕的是他有一辆比较好的自行车。偶尔我会找个闲暇时间，借他的车到处转转。一路上细心地照顾着这辆“来之不易”的车子，甚至都不愿让车轮沾上泥巴。
小插曲
1954年到1956年这两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我的一生是无法抹去的记忆。
1954年，我认识了我的爱人。这对于我的一生来说极具纪念意义。当时我们都住在西郊，经常聚在一起，学俄语、学哲学、学资本论。
在研究生集中学习期间，我经历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当时霍俊是支部书记，秦老师是支部委员。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要被审查，我就交代了我有海外关系。其实就是我在工厂里有一个要好的师兄弟，在工厂时一起照过相，解放前他去了国民党军工厂，后来军工厂就撤到台湾了，他也就跟着去了台湾。有海外关系对我没有一点好处，这些都要作为重大历史问题，但只要交代了也无大碍，此事也就算过去了。2009年，我们去台湾的时候还找过他，不过已经找不到了。按照留下来的地址写去的信也被退了回来，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算是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
谈话留学
在人大两年的研究生期间，我担任了助教，加入了工会。但实际上没有做老师的工作，就挂了助教这样一个名称，还是研究生。这个问题我要稍作解释：在1956年年底到1957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派遣的留苏学生，大量地被削减，停止派遣青年学生了，要求从教师队伍里调派。为了这个问题，人大的人事处就给我和霍俊两个专门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是人大的助教，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出国留学了。
出国前，常务副校长胡锡奎找我们座谈了一次，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培养红色专家。红色专家就是从工农干部中培养自己的教授、专家，因此我们新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二届的毕业生要去深造，所以国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中国青年报》也登了，把我们每个人的发言、照片都登出来，从学校来看，也是很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