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三四十人一起在宿舍里复习的时候，大家总能保持鸦雀无声，我很感谢大家一起努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从整个学习过程来说，这三年学的知识比较多。时至今日，我仍然留着当初本科的考试记分册。
我们当时实行五分制的记分方法，三分算及格。考试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模式，就是抽签面试。每当这时，我总是希望自己能抽到十分有把握的题目。考题是反着放在课桌上，每个人轮流进考场抽完考题，给一定的时间作准备，与现在不同的是，我们当时都是口述答题，不用笔试，口试过程中，老师还会随时提问。
毕业考试基本上也是这样，只不过坐在我们前边的不是一般的老师了，而是五位专家、教授。
每每想起那三年发生的事，就感觉如同发生在昨日。那严谨的学习态度、团结互助的学习氛围，影响了我的一生。每到周末，除了部分家在北京的同学回家外，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一是学习还是比较吃力，二是有一股子为了回报党的劲头。多少个日夜，我们走在东四的大街上，欣赏着北京的夜色，才发现生活原来这么美好。
偶尔一次机会，我有幸去了东郊民巷的国际饭店，参加了我们为苏联专家组织的晚会。晚会上，我们邀请苏联专家一起跳舞，甚是热闹。那次我才真正地跳了一回男舞步，并且和我的女舞伴都得了奖。让我欣慰的是，我参加过的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组织的活动，每次都能顺利完成。
作为人大的学生，我很自豪。记得在一次天安门游行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地喊了一句“人民大学万岁”，当时参加游行的所有的人大师生都激动不已，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其他院校的学生对此羡慕不已，并纷纷说人大很“牛”。1961年以后苏联专家撤退了，教育模式也慢慢中国化了。但从人大的整个环境来看，学习气氛仍然特别浓厚，伙食也可以。
每一年开学的时候，校长吴老都有一个习惯，第一天上课都会在课堂上巡视，老师要是迟到，就是违反纪律，要被通报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谢韬的老师不小心迟到了，走到课堂上时，都已经急得晕 倒了。
当时学生没有一个迟到的，大家都会早五分钟、十分钟到，老老实实坐在那儿了。虽然住在宿舍，离教室不算远，但那段路实在难行，遇上下雨天路变得泥泞不堪，更是难走。
勤奋的人大时期
说起学俄语，也有一段经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那些贵族们发动了战争。红军、白军互相对峙，白军被打败后，一些贵族就逃到中国来了。所以在中国的白俄挺多，除了哈尔滨，上海也有。哈尔滨的秋林公司，当初就是白俄开的。言归正传，当时给我们教俄语的，大部分就是这些白俄。他们在课堂上只讲俄语，一开始学生们基本上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坚持下来，进步就快了。
记得当时在专家中有一位年青的哲学教授，叫克列，有很好的专业水平。我在人大读研究生时，读过他为人大编写的哲学教材。人大复校后，还请他来过，他很感动，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人大的发展、变化赞叹不已。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他们的经济一下子转为搞私有化了，紧接着发生通货膨胀一下子就垮掉了，所以原来工资较高的专家教授的存款都贬值了。原来的一万卢布只能相当于中国人民币的三角多钱，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穷人。苏联解体之前，他们个人的钱可以买几辆小轿车，解体后货币急剧贬值，就只能买一只轮胎了。
我记得刚到人大的第一年冬天，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到公园去，大家都想滑冰，我也租了双冰鞋，想去试试。我穿了冰鞋一进场，就顺畅地跑开了。我们一起去的同学都很吃惊，就问：“你是从南方来的，你怎么会？”其实早在工厂的时候，我就学过滑旱冰了，什么平衡啊，姿势技巧啊，都能基本掌握，所以我一上去很自然地就滑起来了。后来到苏联留学时，第一件事我就去买了一双冰鞋，至今这双冰鞋我还留着。
除了文化课，我当时的体育也算可以，有一次还得过三好学生。在三年当中，整个学习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发生过特殊的问题。
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会顺利通过考试，如果不通过的话不仅压力会很大，而且会觉得很丢人，认为组织上交代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革命的任务，组织上毫无疑义地给你一个学习机会，多少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大家没有理由不刻苦用心学习。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从哈尔滨来的霍俊，一直到我们念研究生，再到留学，又一起回到人大，我们都是一起走过的。但是他后来跳槽了，最后在深圳开了公司。我们的关系特别好，他学习好，动手能力强，肯动脑筋，点子多，政治上比我成熟。我们俩年纪相仿，也有共同话语，所以我们两个人关系一直比较近。
他是技术员，我是工人，他数学比我好，脑子也灵活。在学习上基本都是他在帮助我，我们之间基本没有争吵过。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如果不是他提醒我，我也许就成“右派”了。因为他的关照，所以我没有被一些人左右了我的思想，而去乱说话。很可惜的是，他前年去世了，我把伤痛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当时大学生谈恋爱这种事我们班里没有，因为大家基本都成家了，前边都已叙述过。只有我和霍俊、唐迪卿三个人单身。学校在这方面没有要求，那种学习环境让你无法不专心学习，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女生也比较少，经常接触不到。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一心想学习。
我们的大学时代，和家里联系都是通书信，发电报很贵，没必要。况且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回家。在学校遇到其他的事，自己就解决了，对于已经习惯独立生活的我来说，就更不成问题了。
回家难
在北京学习时，每年暑假、寒假回上海我都要坐火车。那个时候长江没有桥，北京到上海是从浦口到南京的长江口，过长江要摆渡，就是把火车开到轮船上面，一列火车十二节，分成四段，由一艘渡轮船把这列火车带过去，从浦口带到南京，然后再拉到铁轨上面，最后开车。
长江大桥是1957年到1958年间修成的。从上海到北京，大家要坐二十多个小时。有一次寒假回家，是春节，车很紧张，一票难求。我们坐的是加车，整整坐了52小时才到上海。一是因为没有桥，二是因为春节车运紧张，就连现在春运也是一大难题。
入党之事
1953年的下半年, 22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上半年就转正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
只记得入党的要求极其严格，不过这些事对我来说显得稍稍容易了些，因为我是工人出身。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我是属于本阶级的，入党就顺利一些。
但该有的程序还是要有，必须要有两个介绍人。我的介绍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叫石汝安、一个叫马仲增，他们都比我大。石汝安是北京机床厂的一个老工人，马仲增是一个军人。所以这样两个资格比较老的同志给我当介绍人，入党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支部通过就比较顺利了。
同学印象
我们班的三个女生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年纪最大的一个叫李六平，她很关心我们，处处照顾我们。从学校毕业后，我就去留苏了，每逢有空，还经常到她家里小坐一会。她是上海人，很早就出来工作了。在人大那会儿，她的文化基础也比较好，之前就已经上过大学了，所以懂的比我们多，我们都喜欢叫她老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