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预备班
我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的留苏预备班，当时是在北京西城鲍家街，前后上了大概十个月。主要学习俄语，还有一门哲学，因为我在人大已学，所以免修了，另外学一些外国的礼节。说到学礼节，因为我生活在上海，上海比较开放，所以对于西餐上用的刀叉，还有餐桌上的礼仪，我都是清楚的。所以这方面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处。周围的一些北方同学，以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大家都显得很排斥，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不过这些人也都是经过筛选选拔出来的，要求很多，穿着要讲究，要注意卫生，不能讲粗话等。没过多久，大家都已习惯。
当时就算完全脱离人大了，吃住都在那边。1956年到1957年年初的时候，国家派往苏联留学的名额就是给高中留苏班和大学留苏班的。到我那一批时，就只派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了，而且要求都是在职的，一般没工作经历的就不派了。也就是说在我前边的几批准备去苏联读本科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学完以后就不去苏联，而是分配到国内的大学学习去了。
就连我们也不是能够上完留苏预备班就可以顺利出国的，还要公开考核，成绩好才能去。从整个学习生涯来看，每次的机会我都能牢牢抓住，所以一直很顺利，没什么大坎坷。
如果那个时候被卡了，就会觉得很可惜。我们留苏班有一个同学，学习很好，就是在审查时，不知道从哪查出他犯“右”的错误，就被扣了下来，很为他感到可惜。而我和我的好友霍俊，就顺利地被留了下来，准备留学。
1956年的某日，我接到通知，被安排前往苏联留学。这个在前面已大致说过，不作过多重复。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但我的内心却有一点不舍，这意味着我要和秦老师分开几年。
对于留学这件事，着实矛盾。如果不去的话谁都知道很可惜，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这不是谁都能去的，要经过一番详细的审查，包括祖宗三代都要审查。甚至还到我宁波老家做调查，前面讲过，我们的老家房子已经给了大姨、大姨夫，他们写信来，问我父亲他出什么事了，有人跑去宁波调查他了，为此事我实在对大姨夫感到抱歉，作了一番解释，大姨夫才明白，并连声祝贺我。好在我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
一些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我都经历了。但我一直都是学生，所以落得一个清白，只是参加一些运动接受教育罢了。
讲到此处，我还得啰唆几句，补充一下我的出身。我父亲是一家厂子的销售员，因为厂子比较小，管理人员一共就两个人。因此他也负责一些管理上的事。他大概跟工人关系处得不好，可能对工人要求得比较苛刻，工人很讨厌他，所以“三反、五反”时期，划成分的时候，他被划为了“资方代理人”，整个家庭成员的出身情况就随之变了，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件事，对我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庆幸的是没有影响到我的出国。但对我的弟弟妹妹影响颇大，这方面我在后面将再作一些具体叙述。
出国准备
出国之前，学校为我们每人统一做了服装。记得是在百货大楼三层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一人一套中山装、西装，一件夹大衣，一件棉大衣，还有两个箱子，觉得很气派。这些都是国家统一发的，出去后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在大的方面都是统一的。至于日用品都得自己准备，让我最为感动的是，我的一些师兄帮我买了衬衣，准备了简单的日用品。在他们眼里，我永远都是小弟弟。
我们出国留学，是国家派遣我们去苏联学技术，学完必须回来，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是带着任务去的，必须学点对国家真正有用的技术来报答祖国。
不过，也有人背弃了国家，没有回来，跑去了东欧。对于这事我不作过多评论。如果被组织上追回来，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也有男同学和苏联人谈恋爱的，被发现后组织上会立刻把他遣返回国，后果不得而知。
对于出国这件事，还有一件事让我放不下，就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母亲。我告诉母亲，之前在北京，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会想办法来解决；但现在我要去苏联了，可能有些事我就无能为力了，母亲对我点头表示理解，她噙在眼里的泪水让我不忍心再说下去，我知道母亲对于我出国这件事是高兴的、自豪的，但还有一份难舍牵挂之心。我会拜托我在上海的师兄弟，如果家里有困难，就先借给她们点钱，以补贴家用。
儿子永远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对于我和母亲之间的感情，难以用言语表达。母亲是勤苦的，因为没有工作，她就在街道干一些缝纫的活，我想尽办法借了点钱，为她置了一台缝纫机，母亲甚是欢喜。参加工作后，借来的钱我都慢慢还清了。从1946年以来，我一直给家里寄钱，因为我不在父母身边，只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们帮助，直到父母去世。
我是长子，除了照顾父母，弟弟妹妹也是我必须照顾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来北京上学了，和弟弟、妹妹见面次数很少。每逢放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总会给弟弟、妹妹们买一点东西，每次都带一些礼物给他们，有机会还会带他们出去玩玩，吃点东西。母亲待人好，所以跟邻居关系相处得都很融洽，受母亲的潜移默化，我们兄妹七人，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
十个月的留苏班学习很快就结束了，走的时候秦老师还去送 了我。
转眼六年过去了。从人大本科，到人大研究生，再到留苏预备部，机会总是眷顾着我，而我也从没让机会从我身边溜走。这样看起来，倒显得非常顺利，但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我自己品尝得到。
过西伯利亚
我们大概从1957年11月7日出发去苏联的。那个时候还不是专列，就是普通列车，专门有几个车厢，供留学生乘坐。我们那几节车厢，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火车奔驰在松辽大平原上。车外草原百里，一望无际。黄昏时分，一轮红日即将落下，因为根本没有山，只有草原；这时在我眼中，草原蓦地变成了大海，火车成了轮船。只是这大海风平浪静，毫无波涛汹涌之状，却依然宏伟非凡，不亚于真正的大海。
从北京到莫斯科，整整坐了六天七夜。那时从中国国境到苏联国境这一段，中国的铁轨是窄轨，苏联的是宽轨。所以火车到这个接口还得换轱辘，现在还换，因为两个轨道不一致，到那儿就把火车抬起来，把咱们这边的轱辘换下来。这个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得有一两 小时。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我们每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的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的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水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
在车上觉得乏味了，我就凭窗向外看。万里长途，车外风光变化不算太大。一般都只有森林，郁郁葱葱，无边无际。林中的物产大概是非常丰富的。
初到国外，当然很新奇了。从我们中国满洲里，出关以后就到了苏联境内，感觉明显不一样。我们这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一到那边都是大片的林海。火车开到苏联境内以后，苏联已是下雪的季节了，十月初五就下雪了。过了西伯利亚以后就到了贝加尔湖，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过，现在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让我百感交集。贝加尔湖非常大，过了快半天火车才走出贝加尔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