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的留学生活
我是1957年去的苏联，那会儿是11月中旬的时候。那边天气情况还行，没有出现过一些比较反常的情况。四年里我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那个时候比较冷，列宁格勒跟我们哈尔滨的天气差不多。列宁格勒在夏天有很特殊的一天，就是白夜。记得是在六月的一天，晚上太阳落了一会儿，马上又升起来了，这就是白夜。这个晚上大家都不睡觉，而是在外面玩。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时候，每年都会有这么一天，那天大家都不睡觉，都出去玩，去看那个白夜，在外面狂欢。那个时候我们晚上看书经常看得比较晚，所以睡得很晚，自然早晨起来也比较晚了，反正就一个人，独立生活。
我和清华的一个学生，分在一个学校。他是偏于经济，我是偏于管理的。余下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也不会探讨学术的问题，因为不是一个方向的。那个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教研室，但我们俩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关系密切。在同一宿舍楼还有其他中国留学生，也有大学本科生，我们共同组成一个党支部。本科生是跟苏联同学四五个人一个房间，我们研究生就一个人一个小房间，蛮惬意的。
我们研究生里面也有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给我印象较差，他们玩的时间多，学习不努力。我们学校里面其他国家的学生很少，我导师所在的教研室里同一个专业的就我一个学生，还有就是本科的学生，因此我们很少集会。有一两次我们去参加学术会议才碰到一些其他国家的学生，平时很少接触。中国留学生不善于交往，也不想花时间去搞这些东西。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有很多人去喝酒，去玩，这些我们都不参与，我们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都是比较封闭的，就只是一门心思去学习。
这四年时间，除了做这样的一个课题的研究之外，再没有收获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论文，一直奋斗着，直到 结束。
回国之后，做的这个研究，和国内的需要能结合在一起。回国后，我的论文的部分内容很快就在机械工业杂志发表了。国内也开始推广这些东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推广的方法。我的大部分精力除了用在论文上外，就是在研究工作的方法、流程的系统性上颇有收获，就是怎么样选题目，怎么样准备资料，怎么样写论文，怎么表达，这都是在苏联学到的一些基本功。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这个论文过关了，就能够在苏联比较自由地跟人交往了。
待了四年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生活，刚好回国那会儿，正是国家经济比较困难之际，生活都比较困难，所以说最初回来那会，我们对国内的生活习惯反而不太容易适应了。但是我们的工资比一般的人要高，因为我是留学回来的，又是调干生，也会比别人高一级。我1961年回来时开始定的工资，就是九级，八十九块五。八十九块五是什么概念，当时工人工资最低是三十几块，大学毕业的时候五十几块，我就八十九块五。秦老师没有留学，她是四年制研究生，也是调干生，毕业后是七十八块，1963年提为八十九块五。
总之，我们两个工资属于中上的。在那段困难时期，我们工资以外还有一些补助，比如补助黄豆和糖，每人三斤黄豆、两斤糖。所以我们的孩子在那段全民困难时期也没有吃过苦。
因为秦老师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所以我对内蒙黄羊的印象颇深。没肉吃了，就打黄羊。那会还有人专门从北京到内蒙去打黄羊，这也使我增加了一点见识。
苏联学生
初到苏联，有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比方说学生考试的时候作弊，两性关系比较随便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看不惯，但苏联人一般对我们都比较友好，从没感觉到别扭或不方便。在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后，我们有时候就显得比较清高，好像我们中国比较传统一些。
另外苏联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有病了住院都不花钱。医院伙食也不要钱，就是差一些。
苏联的学生在课外经常去喝酒。他们跳舞、玩闹，这些我们都不参加，觉得对学习毫无意义，从而看不惯他们的这些作为。除了偶尔去打打乒乓球，其他的就没有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始有彩电了，我们旁边有一位教师家有，他们就请我们到他们那儿看看，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加加林。
虽然已过去很多年，但对一些同学还是有印象的。为了尽快提高我们俄语能力，校方为我们配一名苏联大学生与我们同住一室。与清华付家骥同住的叫沙沙，与我同住的叫尤拉，我们的关系比较亲密。我还参加了尤拉的婚礼，他母亲来校时我还做中国菜，请了他们，我回国时他还送给秦老师一些礼物，其中一瓶香水相隔五十来年到现在还没有蒸发掉。1989年我去匈牙利开会，路过莫斯科的时候，找到了多年未见的沙沙，他就在莫斯科工作，见到我当然很热情，我们一起吃了饭，他还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到我住的地方来看过我。我回国时又与沙沙见了面，临走时他还送我一瓶伏特加。1990年付家骥夫妇去莫斯科也与沙沙相聚，尤拉不在莫斯科住，所以没有见到。
特殊岁月
我留学的这四年，国家发生了很多事件，1958年的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方式来搞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错误。但当时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令我难以忘怀。远在他乡的中国留学生，也参与其中，在苏联，我们留学生组织去开会，排演了话剧，以此来反映大跃进的情况。
我们留学生也被下放到工厂去劳动。记得我们去的是机床厂，叫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机床厂，到了之后给我们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当车工，因为我是工厂学徒工出身，轻而易举地就操作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惊讶，尤其是苏联的师傅，他那惊奇的眼神被他那瞪得圆圆的眼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问我怎么会这些，而且怎么会这么熟练，我告诉他，以前我是做这个的，他频频地点着头，用俄语连连称赞我。我暗自高兴，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那个时候国内还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留学生的学位制也都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被批判。有一些人就在国内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苏联学了四年没有去考苏联副博士学位。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照样学，当然四年后也拿到了苏联副博士学位证书。
六十年代初，我们快要学完回国了，传来了中苏关系破裂的消息。1960年与赫鲁晓夫的谈判，让中苏关系顿时恶化。苏联因为中国的大跃进，就对中国有了看法，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是老大哥，我们应该跟在他们后面，他说我们要对对表，你别跑得太快了，我们实际上也是冒进了，这也是不对的。中苏关系影响到了我们，所以在那期间，我就回国收集有关自己的论文资料。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做的研究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
异国情谊
苏联女人特别喜欢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婚姻方面比较传统、忠诚，让她们觉得可靠。那会儿经常有苏联人找中国的学生。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记得去列宁格勒工厂实习的时候，那些老太太，就围着我，给我介绍苏联的姑娘，我连连拒绝，都听糊涂了，再说我马上要回国结婚了。
我记得我校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跟苏联一个姑娘好上了，结果没毕业，就被通知回国，送了回来。当时国家政策，你若违反，就要把你调回国。也有的学生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带着苏联姑娘回来了，虽然国家在生活上对她们有照顾，但是她们还是不适应中国的生活，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先后回去，留下来是极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