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讲课，信心倍增
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有一项教学实习。在我老师的本科生课堂上，他留出来一节课，让我上去讲，我就把1959年回中国实习的材料编成一个讲稿，讲中国“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企业管理上，过去我们学苏联的，钢铁企业里面，苏联有“马钢宪法”，即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自己摸索出来一个鞍钢的管理方法，叫“鞍钢宪法”。
说到此处，有必要对这一段历史做一简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区别。
“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我们在管理上采取的方式。所以改革开放前，我们就是采用“鞍钢宪法”，还有就是采用大庆的管理模式“三老四严”，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一提法源自1962年、1963年形成的完整表述。这一作风是大庆石油工人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科学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大庆油田企业文化融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最基本、最典型、最生动的概括和总结。
我结合我的论文，围绕着我们在技术工作中应怎么做，如何加快技术工作，技术工作怎么科学化，怎么合理化来讲了一节课。还有什么叫三结合，三结合出来有什么效果等，我就是给他们讲了讲这些 东西。
毕竟苏联和中国的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讲那堂课只是单方面介绍中国，我在里面插了一段关于中国的情况给他们讲了讲，这是研究生教学实习的一个项目。在咱们中国，也有这些措施，写一些阶段性的论文，写一些报告，搞教学实习，最后再写学位论文。论文答辩对于我来说比较吃力，教研室主任在与我入学初次见面时曾经对我说，这个学习可能对我比较困难，后来他看到我这个论文，发现我的论文是他看过的论文里比较好的一篇。他没想到我竟然完成得很好，于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肯定。
不能空手而归
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即批判学位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有的同学受此影响，放弃了论文答辩，没有拿到学位就回国了。霍俊就没有坚持，他不听导师的劝告，没有参加答辩，理所当然就没有取得学位。待了四年，什么都没有，没有论文，没有答辩，更没有学位证书。
要说当时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来了，就应该把学业完成，一定要学到真本事才回去，没必要理会其他人，也没必要去学别人怎么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理性。因为你到了这里四年，国家的钱也花了，就应该心系国家。当时就是这种心系国家的思想影响了不少的学生。但凡坚持学下来的，都顺利拿到了学位。也算是为国家尽了自己应有的责任。
论文写作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我总请苏联的学生帮忙。如果缺少论文中需要的图片、图表、照片、文章旁白等，都是找苏联教研室的秘书帮忙，因为这些东西我确实生疏。我学的这个专业有两种不同的学位，一个偏向技术工艺，一个偏向经济管理，如果偏向技术，就获得的是技术学副博士。我偏向经济管理的，就是经济学副博士。
还有就是请教自己的导师，我和导师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在这几年里，有时候暑假我不回国，要写论文。而导师在假期的时候会到农村租一间别墅，在那里休假。我在写论文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就会去他休假的地方找他。他帮我解决完问题，就会骑摩托车领着我（我骑着自行车）在农村溜弯，有时也会带我到乡下去采蘑菇，还教我如何分辨毒蘑菇，真是别有一番乐趣。所以我跟导师关系特别好。
在列宁格勒的时候我也经常到他家里去，他时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他的夫人、孩子待人都很热情。六十年代，苏联老师的住房条件也不是很好，他们和我们过去一样租公房住。我的导师也就是租了一个老房子，一大间、一小间，带卫生间、厨房，很简陋。他的儿子、儿媳妇住小间，他和夫人住大间，吃饭、办公也都是在这个大间里。
苏联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导师跟我讲，他家里安了一部电话，就花了不少冤枉钱，至于详细情况，我没做过多了解。只是记得，那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应有的，那个时候我们既看不惯，也不理解。后来，这些情况也在我们国家出现了。
总之，在那段困难的时期，导师给了我很多指导。无论是闲与忙，只要我有问题，他都会细心地给我讲解。他是一位很受尊敬的老师，不但在我们学校，在外校也是。每次去外校讲课，我都会跟着他一起去。他是我遇到的最有责任感的老师之一，也是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老师。
我和老师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我一直尊重老师，保持很谦虚好学的态度，所以老师就喜欢把知道的东西全部教给我。
论文答辩
在苏联，论文答辩的题目确定以后，就会在当地的晚报里面发布消息，谁的论文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答辩等，都登得一清二楚。末了，还有“副博士论文答辩，欢迎大家参加”之类的字眼，答辩整个过程都是开放的，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来以后也可以提问题。
因为是开放式的，参加答辩的人多少有点紧张。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来听，主要是学校的评审人员，学校的老师。学生一看都是自己的老师，心情才慢慢平静了些，就也不怎么紧张了，反正先前也预习过好几遍了。
在答辩的过程中，苏联人对我们这些留学生还算比较客气，提的问题也不会太为难你，但有些问题是比较有深度的。比如，你的论文有什么创新啊，哪些是自己的东西，这些都是必然要问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在答辩之前都已经准备过，最后就全票通过了。学位证书是在几个月后寄回国内的，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学位证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毁了，让我很痛心。
答辩非常顺利，但在写论文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写完论文后会先请苏联的学生帮忙看看，因为是用异国文字写的，可能有些用词、表达不是很通顺，就请他们帮忙指导一下。后来这篇论文翻译成中文，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
毕业回国后，我们都是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在那儿翻译论文。大家都在那儿翻译，我们要把毕业论文翻译成中文，翻译完了，经过一些学习，听了一些报告，了解一些国内形势，然后就回人大了。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这一过程。
书•知识源泉
留学的那段时间，辛苦攒钱，好不容易买来的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被毁掉了，最可惜的是我辛辛苦苦，把我的专业教课书、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科书，从第一版一直到最新版都收集全了，同样也被毁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