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家，都是我在出国学习、访问，包括互相交流期间，顺便去的。看过了风景，了解了人情，结交了朋友，实在是难得的人生 经历。
又见俄罗斯
后来我又两次到俄罗斯。1989年去匈牙利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去回都在莫斯科转火车。1999年是跟我爱人一起去的。这次去的时候苏联已解体。当时苏联有一个国际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留苏同学的返校活动。我去参加了返校活动，是俄罗斯方面给我们安排的住宿。当时住在留学生的公寓里面，三居室套房，我和爱人住一间，可以自己做饭，活动都是自己安排。趁着这次机会，我给大家当了一次导游，虽然以前没怎么玩过，但曾经在这里待过四年的时间，相对其他人来说，我对这里还算熟悉。
我们在莫斯科一共待了二十几天，访问了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作了交流。后来又去了一趟圣彼得堡（以前的列宁格勒），看了看我的母校，同原来教研室的年青一代教师座谈了一次。此外，我们同当时俄罗斯的教师、医生，退休后的军官、专家、工人，和失业或半失业的工人、集市上的农民做了交谈和访问，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兼职工作
退休之前，大概从八十年代起，我开始在研究会做社会兼职工作。先后参加了北京现代化管理研究会和中国老教授协会。前一个是我的挚友霍俊筹备并负责 的。我任常务理事，这个研究会一直到前几年才结束。后一个是全国性的，现在的会长是我们原来人大的副校长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吴树青（吴树青，经济学家兼教育家，教授。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在协会的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担任过委员和副 主任。
我真正开始做兼职工作，是退休以后，也就是在1996年。刚退休时，有人请我到中国老教授协会的一个民办中华研修大学去当副校长，因为要天天去坐班，很难适应，婉言谢绝了。后来又有人邀请我当兼职教授，由于与我以前身份较符，工作也能胜任，就答应了。那时学校正好开设MBA课程，我担任导师，培养研究生，直到参加完他们的论文答辩。这个大学是和澳门一所大学联合办学，起初毕业证书不被国家承认，随着澳门回归，这所大学才被内地认可。它每年都会招收很多学生，除北京外，其他各省各地区都有。每年暑期，到论文答辩的时候评阅论文的工作量相当大。记得那个时候每天要看大量的论文，真是夜以继日地忙着评审工作。
后来中华研修大学和美国的普莱斯顿大学合办了博士班，并在普莱斯顿大学聘了博士生导师。那时候我又开始指导博士生，这个工作一直做到2006年才结束。这是我的最后一份兼职工作，之后我不再接受任何工作，完全从教育岗位上退了下来。
固定的兼职工作就这两个，其他的都是一些零散的工作，比如说到民办学校里面去做顾问，做一些论文的评议工作等等。
退休以后还有精力，时间更是充足。以前一直是忙忙碌碌的，现在一下子闲下来了都有些不习惯。我1983年当主任一直到1991年，既有教学方面的工作，也有行政方面的工作，压力相当大。在那一段时间里，大学生闹过一次游行，都是我们亲自到天安门把学生一个一个拽回来的，结果半夜里还是有人逃出去，在风波中死了一个，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995年我从领导岗位下来，好像一下子解放了，整个人轻松了下来。
因为退休一事，大家对我评价还蛮高。1996年，65岁的我也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的年龄，秋季我办了退休手续。而有些同志老想不开，磨磨唧唧不想退，又不主动去办手续。领导说施礼明还挺痛快，给大家的印象极好。我认为我们到这个年纪该退就退，没有什么好说的，国家规定的制度理所当然要遵守。
在兼职学校的成绩
中华研修大学当老师跟人大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压力。学生不是统招来的，在教育部没有注册，但学生都是在职的，工作经验丰富，写作能力也强。在那里当导师，我竭尽全力地把我所有的知识、教学经验传授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准备写论文的参考书，让他们看一些专业书籍，看一些相关的杂志，教他们怎么样搞研究工作，怎么样写论文。我自己写过博士论文，论文应该怎么写，如何定题目，老师教过我，我都传授给他们，例如论文题目不要定的太大，尽量定的小一点，精炼一点，这就是方法。
在我指导过的所有的学生里面，有三个目前较有成就。一个是山东日照旅游局的局长，一个是公司老总，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我一共指导了四个博士生，三个取得了学位，一个没有坚持下来。
退休下来做了一段时间的兼职工作，还有一些收入。但经济方面没有忧虑，对我来说退休工资完全够用，其他也不用我们管，所以我决定，好好休息休息，安度晚年。
退休后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心态。我比较想得开，自己不给自己找麻烦。我思想比较开朗，从不生气，不怄气。我的这种心态可能来自于我母亲的影响。她对人比较和善，邻里关系比较好，家里家外的事情都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母亲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老同事聚会
2006年我去过一次上海，参加老同事的一些聚会。时隔多年，虽然少了一些当年的意气风发，但大家都还算健康，这让我增添了些许安心。有时候想起当年一起玩耍的场景，如同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禁不住一个人笑起来。
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也是我们这次聚会的组织者，傅荣华、王志培、周其灼，身体都很健康，过得也算幸福安逸。唯一让我遗憾的是黄永富。当时我们里面他的地位最高，是上海轻工业局局长，但他现在患了老年痴呆症，经常犯迷糊，好些人和事都记不起来了。
除了这几个人关系甚好外，还有几个同志一直保持联系：袁士声、王志培、陈大富，还有任树人，他们都是在北京清华、北航、人大上的大学。
从上海那个工厂出来的，当然都是兄弟。我是第一个离开的，后来他们陆续离开了工厂，上学的上学，从教的从教，有支援外省市工厂的，有的当了领导或负责技术工作。他们都很努力，工作很出色，很有成就。
业余喜好
那会儿生活除了工作以外，空闲的时候带着孩子逛逛公园，出去转转。孩子小的时候都在幼儿园，星期天才回家，我尽量带他们一起出去玩，颐和园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
我喜欢听苏联的歌曲，中国的歌曲也听，但更愿意听苏联的，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比较保守，受苏联的影响比较深。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大停办，学校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我们一直在西郊人大住，这里集中了几所著名大学，是文化区，但过去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电影院，友谊宾馆内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院，不对外，我们进不去。人民大学一直在广场演电影，“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演《地道战》等几部电影，孩子们总爱看，只要演，就自己带着马扎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我喜欢滑冰，每逢过春节，我都带孩子到颐和园去滑冰，男孩子滑跑刀，女孩子滑花样刀，她还会做几个花样。
过春节，没什么特殊的，从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不可能常回老家过年，我们只能在北京过。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大还停办着，但家属区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大家生活都慢慢地稳定下来，孩子们也长大了，都希望春节过得热闹些。各家各户做些吃的，北方人包饺子，南方人除了做米饭和菜以外，春节的习俗还做点心，宁波人还做汤圆。我们又是磨江米粉，又是磨黑芝麻，热闹和忙乎可想而知。这一习俗一直保持着，现在还自己动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