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特殊的优势，在人大体现得比较完备，而在其他高校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施礼明老师，就是集实践才能、管理才能和领导才能于一身的人。
坦率地说，在工厂和施礼明老师接触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因为他是厂长，我是工人。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做实习指导师傅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第二个要说明的就是在1973年，我们隶属北京市教育局的时候，办了两届技校，我都担任了技校课程。如果现在让我说，就感觉我当时在车间就只知道具体怎么干活，其他像这些事情，都是领导班子的决策。所以在这方面，施礼明老师对我的帮助可能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他一直对我很关心，这个关心主要体现在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当中。
当时我向我们厂里的领导提意见，说我从1965年干到现在，底下的人和现任管理人员，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级别的人，是属于干部还是属于工人。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过一次调整，负责调整工作的领导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他就单独找我说：“老田，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干部呢，还是工人呢？在工人这样的级别里没有你这个级别，只有炊事员。”
我说那好啊，让我当炊事员吧，我特别贪吃。他说别开玩笑。我跟他说我不是工人级别，是干部级别，干部里面分行政级别和技术级别，我是属于技术级别的。这样后来涨工资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也正是因为领导都知道了，包括军宣队，所以我在1978年提出来时，已经做了13年了。当时施礼明老师已经调到工业经济系去了，我还在工厂，我就找工厂党支部书记杜秀珍，跟他谈这个事。他说：“老田你别着急，安安心心地把今年的任务给干完，其他事我来安排。”于是他就找到施礼明老师跟他说了我的情况。1979年2月以后我就到人大工经系去报到了，被分配到工业技术学教研室。当时教研室主任是不是施老师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他当时是一个领导干部。为这个事情，施礼明老师曾经提出过意见，他说，人大这样一个著名的高等院校，一个干了十几年工人的人，到学校能不能当教师？
田威的评价
因此当时我进工经系，是以教学实验员的身份进去的，但是进去以后，施礼明老师就安排我不坐班，让我在家里备课，准备下半学期开课。
一个人从工厂到学校的环境转变，从工人到教学人员还是给大学生上课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不知所措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施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人事处长李法昆，批评过施老师，他说:“老施啊，他上了课以后你才告诉我，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啊。再说他是以实验员名义上去的，你现在怎么安排他上课了？”应该说，施礼明老师的品格是非常高尚的，除了跟我说人事处批评他之外，其他的过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我这个人也有点个性吧。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向别人询问过，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施礼明老师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想如果没有杜秀珍老师，没有施礼明老师的帮助，我是不可能从工人变成实验员再成为老师的。
施礼明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虽然我和他没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在一些工作的安排上，特别是我从一个工人到成为一名教授的成长过程当中，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他。如果他不给我安排到教师的岗位上，那么我后面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施礼明老师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我跟他相处，从1965年到现在，施礼明老师从来不曾提起过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经常聚到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说施礼明老师，从1965年领导我到现在，足足45年，我说他始终是我的领导，但是施礼明老师说现在我是他的领导。为什么呢？他退了以后成立了管理系统工程，在离退休党支部内他任副支部书记。等到我退休后他就把我推到了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接班人。
1979年我被调到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以后，当了老师。后来施礼明老师批评了我一次，这恐怕是接触当中唯一的一次。
那年人大复校，师资情况比较紧张。因为当时进来一批年轻的教师，有学位，原来老的教师可以在职申请读学位。我当时没有报名，我们教研室其他老师也都没有人去报名。施老师就批评我，说：“老田你怎么不报呢，这可是在职读学位，什么都不影响，而且还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我说：“我已经超过岁数了，因为要求是40岁，还有对我来说可能有点怕老师吧。”他说：“你报名以后，到学校争取课题这个是有可能的。”可惜我当时没有做，他就批评我，说我有点不争气。
后来我就后悔了，这件事给了我一次很大的教训，所以以后我做每件事都会争取做到最好。也正是为此，1986年的时候就评了讲师，1991年被评为了副教授，1999年被评为了教授，这些都是受施老师的影响。
我曾经当过几年工经系的副主任，并且是主管本科工作的。这个应该说也和施老师有关系，或者说跟管理系统工程教研室有关系。施礼明老师当时是从管理系统工程教研室调走后当的系主任，后来我从管理系出任副主任，大概是1992年、1993年换届时，是通过教研室的人和施礼明老师的推荐，我才成功当选的。
其实上面那些事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而且那会儿我根本不愿意当。为什么？主要是由于我这样的经历，我认为不能胜任。一直在基层当老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看大字报，其中有一个人说当老师特别清闲，整天拿着一个小篮子买菜去，但是我当了教师以后，才真正体会到教师这个工作，实在是冷暖自知，这十几年自己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没日没夜，况且以前我学的都是工程技术，讲机械制造还马马虎虎，后来改教管理，真是难上加难，我只能自学。虽然我可以讲别的，但终究是一个二传手甚至是三传手。
施礼明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田啊，咱们这个弯子转得太快了。”其实整个工作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干好活教好书。对施老师来说可不行，他不但要教好书，还要带好教研室，带好工经系。那么在这方面，施礼明老师完全是做出来的，而且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
钱学森教授曾提出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当时管理系统工程是刚从国外引进来的，施礼明老师带领我们把管理系统工程搞上去，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开创性的。
人大MBA教学是比较早的，而施礼明老师就是MBA项目的负责人。到了1996年商学院换届的时候，说让我到外经所去当总支书记，并且进行了群众调查。调查的结果估计意见不大，因此头一天晚上就告诉我第二天要出这个通知，可是第二天没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党委开会，决定把工经系并到工商管理学院去，这样一来MBA项目就不是在由工经系和会计系合办的了，而是成立一个工商管理学院，因此以前的决议撤销，我的任命自然也就撤销了，正好那时侯工经系副主任的任职也到期了。
1999年我退休，当时施老师担任全国自考委员会的一个领导职务，并且在老教授协会和中华研修大学也担任职务。施老师再次直接找到我，说要推荐我去中华研修大学做教务长。我拒绝了，我说因为我从家门进校门，一直就没有坐过班，有寒暑假，所以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再让我整天去挤班车，我说我可不干了。我现在还是在他的直接的领导下，就是担任中华研修大学的硕士生指导老师。